俄乌战争的影响将会广泛传播，既加大了价格压力，又加剧了若干重大政策挑战
目前，全球经济前景严重恶化，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战争危机降临之际，全球经济尚未完全摆脱新冠疫情实现复苏。甚至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由于供求失衡和疫情期间的政策支持，许多国家的通胀率已不断上升，这促使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中国最近实施的防疫“封锁”措施可能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瓶颈。
在这一背景下，俄乌战争除了直接产生悲惨的人道主义影响之外，还将拖累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货膨胀。总体经济风险已大幅上升，政策上的权衡取舍变得更加困难。
相较1月的预测，我们将2022年和2023年全球增速的预测值均下调至3.6%。这反映了战争对乌克兰以及制裁对俄罗斯的直接影响，两国的经济预计将急剧萎缩。欧盟的增速预测值因俄乌战争的间接影响而被下调了1.1个百分点，这是其总体增速下调的第二大因素。
这场战争加剧了近年来影响全球经济的一系列供给冲击。战争的影响就好比地震，其将通过大宗商品市场、贸易和金融联系广泛传播。俄罗斯是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的主要供应国，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小麦和玉米的主要供应国。这些大宗商品供应的减少，已经导致其价格大幅上涨。欧洲、高加索与中亚、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受影响最大。但食品和燃料价格飙升将对全球（包括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较低收入家庭造成损害。
东欧和中亚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大量的直接贸易和侨汇联系，这些地区预计会遭受冲击。大约500万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涌入邻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匈牙利），加剧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压力。
压力放大
除了因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而受益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外，所有国家组别的中期前景都被下调。发达经济体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至疫情前的总产出趋势。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21年出现的分化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这意味着疫情造成了一些永久性的长期创伤效应。
对许多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一种明确而现实的危险。甚至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供求失衡状况就已引发了通胀的大幅上升。美联储等多国央行已经着手收紧货币政策。与战争有关的种种扰动放大了上述压力。目前据我们估计，通胀水平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在劳动力市场吃紧的背景下，通货膨胀已经达到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通胀预期偏离央行通胀目标的风险正在上升，这促使政策制定者采取更加激进的紧缩措施加以应对。此外，粮食和燃料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大大增加较贫穷国家出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俄乌战争爆发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环境收紧。到目前为止，这一重新定价过程基本是有序的。然而，一些金融脆弱性风险依然存在，加大了全球融资环境急剧收紧和资本外流的可能性。
在财政方面，疫情已经导致许多国家政策空间缩小。预计超常规财政支持将继续退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以及全球利率走高，将进一步压缩财政空间，特别是进口石油和粮食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财政空间。
俄乌战争还加大了世界经济陷入更持久分裂状态的风险，由此可能会形成多个拥有不同技术标准、跨境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这种重大转变将导致长期的效率损失，增加波动性，并给75年来治理国际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带来重大挑战。
政策优先事项
这些预测的不确定性相当大，远远超出了通常的范围。例如，如果制裁措施扩大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那么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而通胀则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新冠疫情若继续传播，可能导致更加致命且能使疫苗无效的变异毒株，促使各国采取新的防疫封锁措施，给生产造成新的干扰。
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多边工作将发挥重要作用。各国央行必须果断调整自身政策，确保中期和长期通胀预期得到持续锚定。清晰的政策沟通和关于货币政策前景的前瞻性指引，对于最大限度地降低破坏性调整的风险来说至关重要。
一些经济体需要开展财政整顿。而这不应妨碍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的定向支持——这在能源和食品价格高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将此类工作纳入中期框架，并确定一条明确而可信的公共债务稳定路径，也有助于创造空间以便提供必要的支持。
政策制定者即使将重点放在缓冲战争和疫情产生的影响上，也仍然需要关注其他目标。
当务之急是结束战争。
而在气候方面，我们必须缩小已公布目标与政策行动之间的差距。制定一种根据各国收入水平区别调整的国际碳价下限，将提供一个协调各国工作、减轻发生灾难性气候事件风险的方法。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确保世界各国都能公平获得全套抗疫工具，以便遏制病毒传播并应对全球卫生领域的其他优先事项。多边合作对于推进这些目标依然至关重要。
政策制定者还应确保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有效运作。对一些国家来说，这意味着确保其能获得充分的流动性支持，以便克服短期再融资困难。但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它们需要进行全面的主权债务重组。二十国集团的 “债务处理共同框架” 为这种债务重组提供了指引，但尚未达到预期目标。这种迅速有效的处理框架的缺失，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一条“断层线”。
此外，应当特别关注全球经济秩序的总体稳定，确保这个曾经帮助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的多边框架不至瓦解。
以上这些风险和政策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不断走高的利率以及防止弱势群体因食品和能源价格高企而受损的要求，双双增加了维持财政可持续性的难度。反过来，财政空间缩小导致各国更难开展气候转型投资；而应对气候危机工作的种种迟延又使各经济体更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影响，这类冲击会加剧通胀并损害经济稳定。地缘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加剧了所有这些利弊权衡，既增加了发生冲突和经济动荡的风险，又降低了总体效率。
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全球再度遭受重大冲击。就在人类有望摆脱新冠疫情、实现持久复苏之际，战争爆发了，它有可能导致最近取得的一切进展化为乌有。面对诸多挑战，我们必须在国家和多边层面上相应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防止出现更严重的后果，改善经济前景，造福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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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是IMF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经济学系和哈斯商学院 S.K.和Angela Chan全球管理教授，目前离校休假。古兰沙教授曾在2009年至2016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评论》主编，2017年至2019年担任《国际经济学杂志》执行主编，2019 年至2022年担任《美国经济评论》杂志的联合主编。他还曾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项目主任、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伦敦）研究员以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目前从该研究局离任休假。
Gourinchas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宏观经济学和金融。他最近的研究重点包括：全球安全资产的稀缺性、全球失衡和货币战争；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的作用；主导货币模式；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决定因素；国际投资组合；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危机对企业倒闭的影响。Gourinchas教授曾获2007年 Bernàcer欧洲最佳经济学家奖 ，该奖授予40岁以下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的欧洲经济学家；此外，他还曾获2008年 法国最优秀青年经济学家奖 ，该奖授予40岁以下的法国经济学家。2012-2013年，Gourinchas教授担任法国总理 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他曾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并于1996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2003年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之前，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在法国蒙彼利埃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