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贡献超过半数的全球工业产出，亚洲实现了繁荣发展；但向生产率更高的服务业转型，有望推动其实现进一步的增长。
在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是就业和生产活动通常会从农业流向制造业，再流向服务业。目前，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等许多亚洲国家已高度工业化。从历史经验来看，随着经济活动日益向服务业转移，工业在生产中的占比将下降。
实际上，随着数亿人从农业和工业转移过来，亚洲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已吸纳了该地区约一半的劳动力，远高于1990年22%的水平。在金融、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业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的国际贸易规模持续扩张的情况下，这一转型很可能还会加快（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已是这样）。相较之下，旅游业或分销服务等传统服务业的生产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少。
正如我们在2024年10月《亚太地区经济展望》附带的分析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鉴于现代服务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政策制定者应当顺应向其转型的趋势。若政策得当，向更依赖服务业的经济转型可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遇。
在考虑未来几年哪些部门最能推动增长时，生产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亚洲制造业的生产率已接近全球领先水平，因此，通过进一步完善制造业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速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亚洲的服务业并不具备同样的效率优势，因此，该地区经济体如果去追赶拥有最高效服务业的国家，则可获得更多收益。
此外，金融和企业服务等若干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均高于制造业生产率，这意味着这些服务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例如，我们最新的分析显示，亚洲金融服务业劳动力生产率比制造业高四倍，是企业服务业的两倍。
尽管如此，各国仍需具备适当的条件，才能从服务业发展中获益。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较低的贸易成本和更深入的全球一体化，但服务业在亚洲却相对更多地受到了保护，这可能会阻碍其进步。亚洲对农业产品征收了较高的关税（平均为12%，高于7.5%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样，亚洲对希望进入服务业的外国企业也施加了各种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准入禁令、审批要求、本地化要求，以及较高的税率。
政策制定者还应认识到，从农业和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劳动者需要具备相应技能，才能在服务业中找到优质工作。随着新型数字技术的浪潮使得文员等部分工作被取代，当局应制定政策，确保互联网和技术得到广泛普及，并提供教育和培训，以培养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数字技能人才。
由于老龄化加快，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因此，通过培育高效服务业来提高生产率，是亚洲未来成功的关键。
——本博客基于2024年10月《亚太地区经济展望》的分析报告“亚洲的结构性转型：过去与展望”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