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面临的住房可负担性问题以及其他住房难题，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分析可以帮助它们更好找到答案

最近，无论我走到哪里，话题总是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上。不同的世代、地区和收入水平的人们都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年轻人可能是幻灭感最强的群体，因为正当他们计划组建家庭时，他们却发现自己购买或租赁住房的能力减弱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其利害关系十分明确：住所意味着稳定、安全和归属感。住所是人们福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公认的人权。

对于社会来说，住房也是一项独特的经济资产。房屋所有权是债务和财富的最大来源。这使它成为了理解经济经历繁荣-萧条周期的核心所在。

简而言之，住房部门在影响国家经济表现方面发挥着变革性作用。然而，住房问题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常常被忽视。本期《金融与发展》详细讨论了房地产市场和经济的相互作用，近期挑战——包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参见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杨元辰的文章——的本质，以及使房地产市场服务于每个人的潜在方案。 

当前的这场住房可负担性危机根源在于：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而这对经济流动性、生产率和增长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德尼兹·伊甘（Deniz Igan）使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比较各国的住房可负担性。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和通胀的卷土重来引发了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住房负担能力危机。随着拥有房产变得愈发困难，有房产者和无房产者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这加剧了民众的担忧，正如今年世界各地大选所反映的情况。

利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利金·博尔豪斯（Marijn Bolhuis）、贾德·克莱默（Judd Cramer）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分析了急剧上涨的借贷成本——尤其是住房贷款成本，其加剧了通胀统计数据和消费者信心之间的脱节。迈赫迪·贝纳蒂亚·安达卢西（Mehdi Benatiya Andaloussi）、妮娜·比利亚诺夫斯卡（Nina Biljanovska）和阿莱西娅·德·斯特凡尼（Alessia De Stefani）解释了住房和按揭贷款市场如何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关键且复杂的组成部分。他们发现，对于帮助校准货币政策而言，深入了解具体国家的这些市场非常重要。

然而，根据沙迪·艾尔·胡里（Chady El Khoury）的观点，推高房价的不仅仅是通胀高、供给少或关于土地用途的法律规定——非法钱财也是一部分原因。高端房地产往往会帮助隐藏或洗白非法资金，这进一步扭曲了房地产市场，使拥有房产的梦想对普通人而言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也难怪这么多人都认为房地产市场已经问题重重。 

数量充足且价格可负担的住房也是构成健康且有活力的城市的关键要素，它影响着人们生活、工作和获得服务的地点和方式。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解释了圣保罗如何将联邦和市政项目结合起来，以改造市中心的建筑。凯西亚·鲁斯特（Kecia Rust）介绍了技术能够如何在非洲的非正规市场上提供住房支持。伊甘建议降低监管壁垒（如有关土地用途的法律、建筑规范）、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定向支持，以及鼓励开发商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单元。

所有部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必须携手努力，以确保更多人能够实现“居者有其屋”。一个运转良好的住房部门对社会的健康、每一个经济体以及金融稳定都至关重要。为了让住房市场重回正轨，我们必须解决出现的问题。

本期的其他内容如下：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描述了维系人类社会的故事如何首次由非人类智能来讲述；伯特·克罗斯（Bert Kroese）论证了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数据，应该用其他的指标来补充；经济学家姚佳雄和罗伯特·齐梅克（Robert Zymek）追踪了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欧洲向电动汽车转型的过程。我们还介绍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凯斯（Anne Case），她主要研究健康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与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共同撰写了《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

我们一如既往地感谢您阅读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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