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咖啡时，我们可以通过刷卡、触屏、无接触等方式进行支付，在不久的将来，甚至还可通过眨眼来付款——这是一种轻松快捷地花钱买到咖啡的方式。但我们在支付进口商品或汇款时，往往需要填写表格，等上些许日子，且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
改善跨境支付的进展一直都很缓慢，但不久即将出现一次飞跃。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的：一次迈出一小步，直至突然飞跃。新技术的涌现，加之决策者的新决心，能使重大改进成为可能。同时，家庭和企业都期望（并要求）得到更好的服务。
这是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跨境支付的变革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普惠金融以及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效率。改革可能释放创新活动，促进亟需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新冠危机之后。但只有各国携手努力，这种飞跃才能实现。
而这一进程，已经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开始了。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广泛合作的基础上，金融稳定理事会牵头制定了一个大力推进跨境支付的路线图，并刚刚得到二十国集团的支持。这不仅仅是一份报告，它更是一系列具体改革、实际步骤和里程碑，由具体机构负责落实。同时，IMF刚刚发表了一份工作人员文件，探讨新型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会产生哪些宏观金融影响。这些文件合在一起，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确的发展道路，同时也考虑到未来的挑战。这些改革一经实施，将使跨境支付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更加透明，并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使用，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的变革。
下一步
是国际合作使我们取得了如今的成果，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落实二十国集团的路线图，甚至还需要做得更多。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在四大方面开展合作，确保跨境支付的改进是有效、可持续、安全和公平的。
首先，跨境支付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必须考虑到所有国家的情况。各国在实施能力、现有基础设施、金融部门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用户也不同，其中不仅包括在低流动性市场中运营的大公司、对成本敏感的中小企业，也包括正在发送接受跨境汇款的10亿民众（他们汇款的平均成本为7%，仍是“联合国发展目标”目标的两倍）。
鉴于各方的需求多种多样，二十国集团的路线图具有适当的灵活性。一些解决方案需要改善现有的系统，例如设计可信的数字身份，这对实现普惠金融至关重要。另一些方案则更具探索性，它们设想将数字货币自由运用于跨境交易，就像我们现在发送电子邮件一样。必须本着开放的态度，继续探索、讨论、测试所有解决方案，并摒弃其中一些方案。
其次，为克服各国的“不作为偏误”，并确保解决方案具有广泛适用性，必须开展合作。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各国结算系统的营业时间：只有当两个国家延长本国营业时间以实现重叠，才能实时结算跨境交易。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单独行动。即使那样，两个系统也必须彼此对话。但系统之间的相互连通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要实现互通性，就需要建立技术、设计、法律和监管上的基本标准。开展合作能确保这些标准能够满足各国的广泛需求，而IMF能够促成这种合作。
第三，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利用所有相关参与者（如央行、监管机构、财政部、反垄断机构、数据保护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经验和视角，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报告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此外，公共和私人部门必须开展合作，承认彼此的优势：私人企业长于创新和与用户互动，公共部门则负责实施监管并最终保证人们对体系的信心。在可能的情况下，公共与私人部门合作应合作探索解决方案。
最后，合作意味着承认一国的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宏观金融形势造成影响。例如，以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的新型数字货币可以改善国内和跨境支付。但是，这些数字货币也可能导致海外公民放弃本国货币，特别是在通膨胀高、汇率波动大的国家。数字货币还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出现挤兑。同时，在资金来源国，资本流入和央行资产负债表可能出现更大波动。此外，许多国家对资本账户实行限制，尚不清楚能否对其做出调整，使数字货币无法规避这些规定。最后，数字货币的使用可能给金融诚信带来重大风险。对于上述内容和其他情景，我们的新文章做了详细探讨。
全球联系
货币政策、金融稳定、资本流动、国际储备——这些都可能受到跨境支付方式转型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国际货币体系。IMF的创始成员国理解这种联系，其在《基金组织协定》中提出的“协助建立多边支付体系”的愿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体现了这种理解。
今天，IMF与其他国际组织携手合作，继续在这一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的成员国几乎遍及全球，这有助于确保数字革命造福于所有国家的人民。我们的全球视野有助于识别溢出效应，并提供一个共同的论坛来解决有关政策难题。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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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亚斯 • 阿德里安是IMF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任职期间，他领导开展了IMF关于金融部门监督、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债务管理以及资本市场的工作。他还负责监督IMF成员国的能力建设工作。在加入IMF之前，他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高级副总裁及研究和统计部副主任。
阿德里安先生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在包括《美国经济评论》、《金融杂志》、《金融经济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经济金融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伦敦经济学院硕士学位、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以及巴黎第九大学硕士学位。他在德国巴特洪堡的洪堡中学获得文理高中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