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重拾现代价值观，能让我们逆转创新及其回报的放缓趋势

为何一些国家经历了经济大繁荣，而另一些国家没有？为什么几个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后是美国、法国和德国——大约从1890年开始经历了富于创新、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的非凡时期？而创新又为何大概在1970年后停滞不前？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2013年出版的题为《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以下简称“《大繁荣》”）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其在后续于2020年出版的《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下文简称“《活力》”）一书中得到了验证，那就是：一国要表现良好，就需要更多的活力——该国民众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在这种大规模激发人们构思创新的创造性活力的背后，是某些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和传播：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达的意愿。

个人主义（不要与自私自利相混淆）是希望拥有一些独立性并能自力更生。它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认为，如果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那么人类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上帝的创造力。换句话说，皮科预见了一种个人主义意识，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意识开辟了自身的发展道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宗教改革期间传播了个人主义精神，他要求人们为了他们自己阅读和解释圣经。其他倡导个人主义的思想家有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前者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概念，后者代表了打破传统的精神。

活力主义是指当我们主动“对世界采取行动”（引用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话）时，我们会感到充满活力，享受发现和探索未知的乐趣。后来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一种活力主义精神从意大利席卷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这种精神在许多地方得到了体现：伟大的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的作品饱含了他对竞争的热情；在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中，当桑丘·潘萨（Sancho Panza）被困在一个毫无挑战的地方时，他甚至为了获得成就感而幻想出各种障碍；后来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设想出了被生命的洪流所激励的人们，投身于各类具有挑战性的事业，并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使自己焕发新生。

最后，自我表达是我们利用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表达想法或展示才能所带来的满足感。在受到启发去想象和创造一种新方式或新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展露其真实自我的一部分。

现代价值观

现代经济是在现代价值观出现的国家中形成的。这些经济体的内核是由现代人的判断、直觉和想象力驱动的，而正如我想说的，这些现代人中的大多数是普通人，分布于各行各业。那些充满活力的国家不仅具有更高的创新速率，而且与非金钱奖励（如成就感、运用想象力创造新事物和克服挑战）相关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也更高。这些国家有利于实现经济大繁荣。

相比之下，传统价值观（如墨守成规、惧怕冒险、服务他人以及注重物质收益而不是经验收益）盛行的社会缺乏活力和创新，工作满意度较低。

我的理论有任何支持性证据吗？《活力》一书的合著者之一雷乔·博伊洛夫（Raicho Bojilov）在书中的计算表明，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些国家一直存在大量创新，而另一些国家则一直缺乏创新。在二战后的高度创新时期（与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这个历史创新时期相当），美国（1.02）、英国（0.76）和芬兰（0.55）的本土创新速率非常高，但德国（0.42）、意大利（0.40）和法国（0.32）的本土创新率却很低。

另一位合著者吉尔菲·佐加（Gylfi Zoega）对2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分析表明，正如我的理论所预见的，人们拥有强烈的现代价值观的国家——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丹麦，以及稍弱一点的瑞士、奥地利、英国、芬兰和意大利——确实拥有相对较高的本土创新速率。

此外，佐加的统计调查表明，价值观很重要。他发现，重要的不仅是信任——我认为这种价值观无法归类为现代或传统，还有“主动行动的意愿、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渴望、教育孩子独立以及接受竞争对经济表现有积极的贡献……这些以全要素生产率（FTP）增速、工作满意度、男性劳动参与率和就业来衡量（的因素）”。然而，教育孩子言听计从会给经济表现带来负面影响。

不幸的是，惊人的经济增长在此后放缓了。博伊洛夫的计算显示，美国2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累积增速从1919年至1939年的0.381上升至1950年至1970年的0.446，随后下降到1970年至1990年的0.243，并在1990年至2010年达到0.302。

创新和增长的放缓并不意味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没有创新——例如，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领域就取得了突破。然而，这些创新大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高科技地区，该地区只是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ğlu）最近评论指出，人工智能在未来十年内对美国经济产出的提升幅度不会超过1%。

丧失创新

丧失创新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本。这导致了工资增速几近停滞，让劳动者感到不安。这些劳动者从小就相信自己的工资会上涨，且足以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父辈的水平。随着资本投资回报开始递减，且其负面影响不再被非凡的技术进步所抵消，大量的资本形成受到了阻碍。随着实际利率降至更低水平，从1973年左右到2019年，房产等许多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因此买得起这些资产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少了。

社会成本也很高。综合社会调查的家庭数据显示，自1972年以来，美国报告的工作满意度一直在下降。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绝望之死》一书中展示了美国绝望情绪爆发时的数据，并将其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我认为，创新的减少及其回报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那些激发人们活力的现代价值观的衰败。正如我在《大繁荣》一书中所指出的，可怕的“金钱文化”——用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话来说——的崛起，可能会削弱一个国家的活力。

我很欣慰其他人有兴趣进一步发展我关于恢复经济活力的想法。例如，阿斯彭经济战略小组（Aspen Economic Strategy Group）主任梅丽莎·科尔尼（Melissa Kearney）已将该组织的研究重点从韧性转向增强活力。

重拾这些价值观并逆转创新放缓的趋势并不容易。经济学家应该设计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让我们能实现一场源自普通大众的经济大繁荣。《金融与发展》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