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IMF主要创始人做出的重要贡献常被忽视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小男孩去做成年男性的工作，”哈里·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在IMF成立两年后如是写道。他呼吁IMF和世界银行要具备匹配其职责的能力。“形象的说法就是，任务量已十分庞大，而要完成任务的人却缩成了一个小男孩。”

怀特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问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IMF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是否这么快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如果IMF从一开始就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确定IMF将是21世纪监督国际金融体系的理想之选？

当然，先来解答第一个疑问，即哈里·迪克特·怀特到底何许人也？这个答案长期以来一直耐人寻味。对此，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第一位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传记的作家）简明扼要地表示：“英国人常常认为（怀特）只是个愚笨的抄写员，仿佛是个机器人，写出了凯恩斯计划的低配版，且目的主要是为了激怒英国人！而实际上他与英国人的描述相去甚远。

哈里·迪克特·怀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应该在英国的历史记载中享有崇高地位。”即使是在自己的祖国（美国），怀特也常被说成是凯恩斯的晚辈，且可能对国家不忠。但这两种说法都属于捕风捉影。

1892年，怀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是一个立陶宛移民家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只能早早打工养活自己，求学之路也因此多次中断。长大后的他应征加入美国陆军，并于一战期间在法国服役。性格坚韧的他在40岁高龄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不久后的1934年，他在美国财政部谋得一个低级职位，并迅速得到晋升。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时，他已经跃升成为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要求怀特制定一项计划，组织战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由此应运而生。44个同盟国在会上基本通过了“怀特计划”，该计划是成立IMF和世界银行的蓝图。1946年，怀特成为IMF首位美国执行董事。但之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离世。

和平与繁荣

怀特设计IMF的愿景是通过IMF推动国际金融合作，让各国之间能够自由贸易并共同发展经济。他最著名的言论也许是“繁荣与和平一样不可分割”。他向自己的美国同胞传递出了一个信息，即除非其他国家的民众和企业能够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否则美国经济繁荣无从谈起。为确保所有盟友都支持他的计划，他坚持认为各盟友国都应有机会参与IMF的设计。

相比之下，凯恩斯则希望先在英美两国之间达成协议，再延伸至其他盟友。他担心如此大型的会议会沦为“最可怕的猴子屋”。但怀特在新罕布什尔州召集700余名参会代表之前，就已组织一些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小规模会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持续了整整三周，但并未演变成“可怕的猴子屋”，而是成功打造了两个伟大的金融机构。然而，很快怀特便对IMF能否实现他的愿景不再抱有幻想。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

令怀特担忧的是，他和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其他人都没能预想到战后世界经济会如此突飞猛进。他们只想到了萧条、动荡、金融混乱、经济封闭和战争，且最大的指望就是恢复稳定，回归到萧条期之前的经济活动水平。

然而，国际贸易不到两年便从萧条和战争中迅速复苏，而冷战爆发导致国家财政预算进一步承压，各国对IMF资源的潜在需求也极大。当时的IMF规模过小，已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为此，怀特新提出了一种新的国际金融资产，也就是他所称的“贸易美元”。该提案在当时并未获得通过，但却是20年后特别提款权（SDR）的原型。如今，特别提款权已是公认的IMF工具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帮助各国管理资金。

全球经济极具活力，并非IMF被迫偏离怀特的布雷顿森林设想的唯一因素。20世纪40年代，私人部门金融交易（例如国际银行贷款，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债券）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类交易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遭到重创，随后又被世界大战进一步摧毁。而可能再次具备重要性的这类交易，曾被广泛视为热钱，对经济稳定构成威胁。

怀特和凯恩斯一致认为，IMF应阻止各国放开资本流动。IMF的章程规定，各国只能出于为贸易逆差融资目的而向IMF借款，不得将贷款用于抵消资本的大量外流。章程还赋予了IMF要求各国在必要时实行资本管制的权力。然而，全球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变化。银行贷款和国际债券日益广泛地用于资助各国间贸易，IMF最终也只能转变初衷，开始敦促大多数国家面向外国竞争开放金融市场。如今，IMF则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既认可开放能够带来收益，也承认存在波动与失控的风险。

国际商业

怀特针对IMF的设想，因各国期望普遍参与国际商业而获得极大动力。而这在1944年是不可想象的，毕竟当时全球因世界大战而分裂为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阵营，且大多数低收入国家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怀特有一部分设想是鼓励各敌对国在战后也加入，前提是这些国家可接受加入的条款要求。德国和日本相继于1952年加入IMF，使得这一设想逐步成为现实。殖民地自治化也直接推动成员国数量进一步上升，从1946年的40个国家，发展到今天的190个国家。

怀特还有一大设想，那便是保留“伟大同盟”的核心，而这些国家（包括苏联）正是二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领头羊。他于1945年撰写了一份手稿，但并未发表，其中他写道：“除非（美国和苏联）相互对立，否则不可能再发生大战……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也是我们所面对重大问题中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任务，便是设计出能够在美俄之间保持友谊和军事联盟的手段。”

然而，仅仅不到三年，这个美好的梦想就因冷战爆发而破灭。苏联一直未加入IMF，中东欧的苏联集团国家也未加入。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怀特的这一设想才最终实现。

虽然怀特希望所有成员国都能够在IMF的治理中拥有发言权，但他也抱有极为务实的观点，即金融控制权应该掌握在为IMF提供了金融资源的主要债权国手中。然而，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前夕，他还嘲笑凯恩斯在努力为债务国（尤其是英国）争取控制投票权。IMF成立之初，其大部分可用资产均来自美国，美国财政部则是当时支撑IMF各项政策与工作最强大的力量。

为了平衡控制权，怀特坚持认为，大量规模较小的成员国和大多数贫困成员国应拥有至少10%的投票权。数十年过去，大国的主导地位逐步减弱，但美国和如今的欧盟仍然总揽大权。虽然规模较小的成员国数量大幅增长，但其投票权份额几乎已荡然无存。

然而，比这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IMF的根本宗旨问题。凯恩斯和怀特在这方面的意见是统一的，即IMF将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凯恩斯主义”机构。也就是说，IMF的宗旨是制定健全有效的政策，同时帮助各国避免“破坏国家或国际繁荣”的行动，以此促进共同繁荣。

健全的政策

IMF多年来受到的最大诟病是，它被认为是在倡导财政紧缩，而不是推动经济增长。对此，IMF为自己展开了最基本的辩护，表示繁荣只有在政策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够长久。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往往要经历短痛，才能实现长期增长。凯恩斯和怀特都会支持这一观点，但问题仍然在于是否达成了适当的平衡：要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获得最大收益？然而，这两位知识巨人在IMF成立初期便都英年早逝，我们也不可能与他们的灵魂对话，因此，只能想象他们会提出多么严厉的批评。

最后，怀特对祖国不忠的指控又是怎么一回事？战后红色恐慌时期，两名前美国共产党员指控怀特是苏联特工，表示他向苏联情报部门传递秘密文件。虽然有关这些指控的证据一向站不住脚，但怀特有一些朋友和同事因证据更为确凿而涉案，导致怀特也遭到怀疑。那段时期，因熟人而受牵连的案件比比皆是。

怀特遭到怀疑，还因为他在美国财政部的职责使得他在整个二战期间（当时美苏还是盟友）都与苏联官员频繁接触，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筹备期间。但是，随着新的证据不断浮出水面，人们才发现怀特显然属于苏联打探信息的目标人物，而非苏联利益的代理人。

怀特一生从未追逐过名利。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他带来了一点名气，但却被凯恩斯的风头大大盖过。怀特死后遭到的攻击严重玷污了他的声誉。但他留下的遗产，最终必将随着他毕生最伟大的成就（即IMF）所具备的价值而沉浮。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