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霍乱疫情席卷巴黎。短短几个月里，巴黎65万人口中有2万人死于霍乱。 市中心的死亡人数最多，因为许多贫穷的工人在工业革命的号召下来到巴黎，生活在又脏又乱的市中心里。疾病的蔓延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富人指责穷人传播疾病，穷人则认为自己受到毒害。人们很快将仇恨和愤怒指向不得人心的国王。捍卫民众利益的拉马尔克将军在那场流行病中丧生，他的葬礼引发了反政府示威者在被封锁街道上举行大规模游行——这正是维克多 • 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不巧的场景。历史学家认为，这场大流行病与既已存在的社会紧张关系相互作用，是导致1832年巴黎起义的主要原因，这进而可以解释19世纪法国首都随后的政府镇压和民众反抗事件。
从查士丁尼瘟疫和黑死病，到1918年的大流感，历史上有很多疾病暴发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例子。这些大流行病影响了政治形势，破坏了社会秩序，其中一些还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为什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流行病可能暴露或加剧社会中既已存在的薄弱问题，例如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机构缺乏信任，或认为政府冷漠、无能或腐败。从历史上看，传染病的暴发还导致了种族或宗教反抗，或者加剧了经济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尽管存在大量例子，但关于大流行病与社会动荡之间联系的量化证据很少，且限于特定的事件。IMF工作人员的近期研究填补了这一缺口，分析了近几十年里这种联系的全球证据。
研究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确定社会动荡事件发生的时间。尽管可以获得社会动荡方面的信息来源，但许多信息来源出现的频率较低或覆盖面不一致。为解决这些问题，IMF工作人员的一份近期研究报告使用一个基于媒体对社会动荡报道的指数，编制了“报道的社会动荡指数”（RSUI）。该指数是关于1985年至今130个国家社会动荡的一致的月度衡量指标。指数的大幅上升与各种案例研究对社会动荡的叙述性描述十分吻合，这表示该指数反映了真实的事件，而不是媒体情绪或关注点的变化。
使用这一指数，IMF工作人员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流行病暴发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国家，也经历了更大的社会动荡。
在流行病暴发期间或刚刚结束时，以动荡形式体现的社会创伤可能不会很快出现。的确，人道主义危机可能会阻碍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所需的通讯和交通。此外，在面临压力时期，公众舆论可能更支持凝聚一心和团结一致。在一些情况下，现任政权也可能利用突发事件来巩固权力和压制异见。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中的情况与这一历史特征相符。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动荡事件数量已降到近五年的最低水平。美国和黎巴嫩是值得注意的例外，但即使是在这两个国家，大规模抗议活动是针对可能因新冠疫情而加剧、但并非由新冠疫情直接导致的问题。
但从更长期来看，社会动荡的风险会大幅上升。使用关于动荡类型的信息，IMF工作人员的研究重点分析疫情之后社会动荡通常以哪种形式出现。这一分析显示，随着时间推移，暴乱和反政府示威活动的风险增大。此外，该研究发现了政府出现重大危机的风险增加的证据，这种危机可能导致政府垮台，并且通常发生在严重疫情之后的两年内。
根据历史经验，随着疫情消退，社会动荡可能再度出现，其影响会变得更加显著。如果危机暴露或加剧了既已存在的问题，例如，对机构缺乏信任、治理不善、贫困或不平等问题，那么社会动荡风险会更大。
本文首次刊登在《IMF研究视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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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Barrett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自2016年加入IMF以来，他曾在财政事务部以及中东和中亚部工作，负责阿富汗和伊朗的研究。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财政政策、社会动荡和气候变化。他拥有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Sophia Chen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此前，她曾在欧洲部担任经济学家，负责IMF在塞浦路斯的贷款规划。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宏观金融联系、银行业、公司财务和财政政策。她拥有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Nan Li 是IMF非洲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和《IMF经济评论》的副主编。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金融、贸易和经济增长。她之前在IMF研究部和能力建设学院工作，并曾担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她曾在多个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