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机器人、大数据和网络等新技术预计将带来生产流程的革命，但它们也可能对发展中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中美两国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享有的机遇和潜在的增长来源与柬埔寨和坦桑尼亚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们近期的工作人员研究发现，新技术可能使更多投资转向已经实现自动化的发达经济体，从而拉大富裕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这进而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对其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欠发达经济体的传统优势）产生替代而非补充作用。为防范日益加剧的分化，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须采取行动，提高本国生产率和劳动者技能水平。
模型分析结果
我们的模型分析了两个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它们都使用三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机器人”来生产商品。我们从广义上理解“机器人”，以涵盖上述新技术的全部范畴。我们主要假设机器人会替代工人。我们框架中的人工智能革命是指机器人生产率提高。
我们发现，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可能来源于三个不同渠道：生产份额、投资流动和贸易条件。
生产份额：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发达经济体的薪资水平也更高。高薪资促使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开始更密集地使用机器人，尤其是在机器人可以轻易替代工人的情况下。当机器人生产率提高时，从长远来看，发达经济体将受益更多。随着机器人替代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种差异也越来越大。
投资流动：机器人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对机器人和传统资本投资（假设对机器人和劳动力构成补充）的强劲需求。由于机器人使用密度更大，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需求更大（上文探讨的“生产份额”渠道）。因此，投资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发达经济体，为资本和机器人积累提供资金，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GDP的过渡性下降。
贸易条件：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专注于更依赖非技术劳动力的行业 ——其非技术劳动力的占比高于发达经济体。假设机器人会替代非技术劳动力但对技术工人形成补充，机器人革命爆发后，发展中地区的贸易条件可能出现永久性恶化。这是因为，机器人将导致非技术工人大规模失业，相对薪资下降，并引发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跌。主要产出相对价格的下降将进一步带来不利冲击，削弱投资动机，并可能导致相对GDP乃至绝对GDP下降。
机器人和薪资
我们的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器人是否真的替代了工人。虽然预测未来的替代程度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发现了支持这一情况的启发性证据。特别是，我们发现薪资上涨与机器人大量使用同时出现，这符合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使用机器人替代工人的观点。
影响
如果机器人能轻易地替代工人，那么机器人生产率的提高将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分化。此外，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机器人生产率的改善往往会提高收入水平，但与此同时，至少会在转型时期或者可能在长期内，加剧部分工人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避免这种分化的发生。考虑到机器人革命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比以往更紧迫地进行投资，提高总体生产率和工人技能水平，确保机器人对劳动力发挥补充而非替代作用。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我们的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未反映的很多制度和其他根本性差异——尤为有益，因为这能为更多机器人和实体资本积累提供激励。机器人生产率的改善总是有益的，但在AI革命的背景下其效益更加显著。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防范分化的重要性，并指出了不同技能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存在潜在的增长动态差异。对于希望从备受期待的人口转型中获得巨大红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前景可能会更具挑战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认为，鉴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引发的就业岗位转移，本国日益增长的青年人口有很大可能从中获益。我们的结论显示，机器人可能替代这些工作岗位。政策制定者应采取行动降低这些风险。尤其是面对技术驱动的全新压力时，迅速提高生产率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建设的重大转变，将有助于利用备受期待的人口转型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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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tian Alonso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经济学家。目前，他负责与消费、收入以及性别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政策相关的工作。他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Siddharth Kothari 是IMF亚太部经济学家，负责澳大利亚国别工作以及区域研究处更广泛的区域发展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发展。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Sidra Rehman 是IMF中东与中亚部经济学家。在出任当前职位之前，她曾在IMF研究部和亚太部任职。加入IMF之前，她曾在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任职。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发展经济学，重点关注增长、贸易和人力资本问题。她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