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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英卓华（Sri Mulyani Indrawati）谈地缘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如何成为一位女性榜样

过去二十年中，印度尼西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拥有2.7亿人口的东南亚群岛国家幅员辽阔，自西向东绵延3,300英里，与伦敦到喀布尔的距离大致相同。过去二十年间，它的GDP翻了两番，达到了1.4万亿美元。该国每日生活支出低于2.15美元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先前的十分之一，已不到2%。在该国首都雅加达，平均收入基本与波兰持平，与葡萄牙相差不远。

这非凡的二十年与英卓华的财政部长任期大致相吻合。她于2005年首次出任此职位，时任总统是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她曾于2010年至2016年担任世界银行的常务副行长，此后回到印度尼西亚，出任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总统的财政部长。2024年10月，第三位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上任，她再次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如果说是英卓华这位大学教授之女、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者一手领导了上述巨变，是有些牵强的。但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全球金融危机到新冠疫情，她带领印度尼西亚度过了几次经济冲击，并一直稳定着国内外的投资者。她加强了该国的宏观经济基础，扩大了税基，并限制了给预算带来沉重负担的补贴。在财政部，她设立了高标准，清除掉了那些懒惰散漫和贪婪腐败的人。

在9月访问华盛顿期间，英卓华向《金融与发展》谈到了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各种挑战。

《金融与发展》：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已经加深，人们正在谈论一场新的冷战。您是否担心这一情况？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应怎样应对这些状况？

英卓华：地缘政治紧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宣布独立时，我们曾经历过一段紧张时期：殖民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后来，我们的地区卷入了美苏竞争之中。当时，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并不想选边站队。这就是为何我们在75年前发起了“不结盟运动”。

印度尼西亚努力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和平和社会正义的世界秩序——这些原则被写入了我们的宪法。当各国开展合作时，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IMF和世界银行的信念是：合作能给每个人带来更好的结果。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在减少贫困、共享繁荣、推动全球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现在，这些理念以及支撑这些理念、使各国能共同进步的机构突然之间受到了质疑。印度尼西亚肯定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但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已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它可以更好地影响全球事件，并充当超级大国之间的调解人。这并不容易——有关国家向本国主义的内顾型政策转变，对美中贸易以及我们地区的贸易、投资产生了影响。全球割裂有时反映的是难以调和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鉴于印度尼西亚的体量和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领导地位，我们可以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在2022年我们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期间非常明显。即使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我们也试图让美中重归合作，努力加强G20这一对话平台。我认为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各方的赞赏与好评。

《金融与发展》：印度尼西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甚至本世纪10年代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当时，印度尼西亚曾被视为“脆弱五国”之一。它成功的原因何在？

英卓华：恢复宏观经济稳定和重拾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与监测进行了整合。对于预算赤字和债务率，我们在财政上一直保持审慎。

我们建立了市场基础设施，以提高竞争力。我们推动了国际贸易开放。最近，我们修订了投资法。修订该法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的世界深陷危机。印度尼西亚利用这场危机推动了更多的改革。

我们还在道路、港口、电力、电信等方面开展了基础设施投资，以缩小与邻国的竞争力差距。我们也投资于人力资本。如今，我们将预算的20%用于教育；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奖学金基金，它已帮助50,000人在世界顶尖大学深造。当然，你不能仅动用公共资金来做所有的事情。因此，我们发展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持续改善我们的营商和投资环境。

当我们是“脆弱五国”之一时，我们曾面临巨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和基本财政赤字。汇率或利率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引发一场危机。今天，我们实现了顺差和盈余，而金融部门也具备了抗风险能力。我们开展了大量工作来提升我们的经济韧性。我们齐心协力，努力避免成为一个脆弱的经济体——这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金融与发展》：印度尼西亚正在引领产业政策，尤其是与电动汽车电池相关的采掘业的产业政策。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出口禁令是一种保护主义做法。您会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推荐这种做法吗？

英卓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们的经常账户逆差带来了脆弱性。我们一度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夯实基础。在制定下游政策时，我们牢记着这些目标。我们这么做并不突然。在一些方面，相关的谈判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

你必须为自己的国家带来更多的价值。但我们不会强迫企业不惜一切代价地建造，然后没收他们的投资。这不是印度尼西亚的做法。我们正在修改竞争、劳工和环境方面的法律，以此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并改善投资环境，从而营造一个受人欢迎的生态系统。我们为企业提供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激励，让它们具有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告诉采矿企业：它们不能出口未加工的矿物，它们必须建造冶炼厂。这是一种双赢的举措。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变得更有韧性，而投资者也可获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强大。 

《金融与发展》：作为一位缺乏强大政党支持的技术官僚，您是如何推动那些时而存在争议的改革的？

英卓华：印度尼西亚走向民主和开放的政治势头十分重要。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希望这个国家在负责任的廉洁政府领导下取得进步。人们对一个更美好的国家充满渴望，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无论你是政客还是技术官僚，都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但即使存在这种政治势头，也不意味着一切都垂手可得。总有一些既有的利益集团，如果感受到了威胁，便会进行抵制。因此，无论是税收、补贴、国企改革，还是财政部本身的改革，你的理由都必须让人们信服。你必须说服最大的怀疑者——我不会回避他们，我会去与他们接触。你必须通过对话建立信心，让他们相信你的目的不是攻击他们，而是建设一个对他们同样更加美好的印度尼西亚。

你必须诚实地指出，改革并不总会一帆风顺。你必须预见到困难，并对之做出说明。即便如此，对于是否应该采用某种政策，以及谁将从中受益，总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因价格上涨而受损。在这方面，改革是一项非常细致且高强度的工作。你必须正视这一点并展开对话。即使是政客、官僚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他们归根结底也都是人！

我从印度尼西亚的公众那里获得了很多的政治支持。我们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拥有新闻自由，所以我会联系主编和记者们，向他们解释我在做什么，而他们经常会成为我的盟友。他们相信这种理念和目标。这已成为对抗那些反对改革者的一种强大政治力量。

我相信，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是真诚地想要改善国家的状况，且抛开了任何的个人利益，那么他们就会信任你。 

《金融与发展》：您是IMF-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体系80周年倡议的三位外部顾问之一。在所有成员国面前，两家机构如何继续保持自身的重要性？

资源是很重要的。这些机构是否拥有足够的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它们是否拥有合适的工具来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这对IMF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过去专注的是较狭窄的一些问题，如汇率问题、货币体系、金融稳定等。而现在，它还必须应对气候变化、人口挑战、数字技术、社会安全网等问题。这让IMF在确定优先项上面临着挑战。

在未来二十年中保持国际合作，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百年成功的关键——这不仅仅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还包含与其他全球参与方、包括非国家性私人机构的合作。而这些机构正在成为数字技术的主导力量。IMF和世界银行的成员身份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但在主权成员国的范畴之外，也汇集着资本和权力。发展不能只由公共部门和公共资金来推动，你必须与私人部门建立一种能够发挥催化作用的伙伴关系。这对于布雷顿森林机构未来二十年的成功至关重要。

《金融与发展》：您已成为印度尼西亚女性的榜样。您对此有何感想？

英卓华：当我在2005年首次出任财政部长时，该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中没有一位是女性。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女性仍是少数。我知道我是公众人物，有责任不负众望。但这真的很难。它需要自律。人们期望你能做很多有益的事。我仍有自己的乐趣——我会唱歌，会跑步。但我知道，我总是处于公众的审视之下。 

我并不是有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榜样。但女性朋友们会问我很多问题。你是怎么胜任这份工作的呢？你怎么能兼顾家庭呢？诸如此类。人们有时会从他人的故事中汲取动力。如果我能提供动力让人们变得更加强大，我会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为控制篇幅和行文明晰，我们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辑。

尼古拉斯 • 欧文(NICHOLAS OWEN) 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