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办公正提高生产率并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学因其悲观的特性而闻名，被称为一门“悲观的科学”。遗憾的是，近期的研究突出显示，生产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放缓并不例外。但我却持有更为乐观的看法，这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居家办公大幅增加有望显著提高生产率。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居家办公一度增加了约九倍，并最终稳定在疫情前水平的五倍左右（见图1）。这有可能阻挡生产率的放缓，并在未来几十年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如果人工智能带来额外的产出，那么缓慢增长的时代可能会结束。

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对经济增长的分解为我的分析提供了指导。索洛于195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强调经济增长既来自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加，又源于生产率本身的增长。我会使用这一框架进行分析，并将依次强调这些因素将如何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

劳动力

要观察劳动力所受到的影响，最简单方法是看看那些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调查证据——它们显示，混合工作模式约相当于薪酬上涨8%。对于办公室工作者、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而言，混合工作是一种典型的模式，他们通常一周会居家办公两到三天。要理解为什么雇员会认为这相当于他们薪水的8%，请想一下：通常一位雇员每周会在办公室花费约45小时，但他们每周还要花费近8小时通勤。因此，每周居家办公三天可让他们节省约5小时，这大概是他们工作和通勤总时长的10%。

大多数人真的很不喜欢通勤，因此会认为这种节省时间之举的价值更大。例如，参见另一篇由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撰写的著名论文。其发现，通勤是一天之中最令人厌恶的活动，甚至比工作本身还要讨厌。由此便比较容易理解为何普通雇员如此重视居家办公——这能让他们每周免去数小时的痛苦通勤，同时也可更灵活地选择远离工作地点的地方居住。

居家办公的价值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中，有数千万人处于劳动力队伍的边缘地带。工作吸引力的微小变化，可以使数百万人投身职场。这些处于劳动队伍边缘的群体包括那些有育儿或赡养老人责任的人、临近退休人员，以及一些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

居家办公影响劳动力供给的一个例子是，疫情之后在美国，就业大军中大约新增了200万残疾人。这些残疾人就业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居家办公程度较高的职业中。残疾雇员会从两方面受益：首先，他们避免了长时间的通勤；其次，他们在家能够掌控工作的环境。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正值壮年的女性的就业率，其自疫情以来的增速比壮年男性快了约2%。最近的研究显示，女性在育儿方面承担着更重要的职责，这可能通过居家办公推升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数个百分点。

当然，上述计算将当前人口视为给定值。从长远来看，居家办公还可能增加生育率。在与数百名雇员和管理人员的交谈中，我反复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远程办公让育儿变得更加容易。这在东亚地区可能尤其明显——在这些地区，每日工作时间很长，通勤负担十分繁重，育儿压力也很沉重，这都导致了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如果这些地区的夫妻能一周居家办工两到三天，特别是当工作的时间安排较灵活、让夫妻双方可共同分担育儿责任时，婴儿出生率可能会增加。基于美国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表明，当夫妻双方每周至少居家办工一天时，每对夫妻可能希望多孕育0.3至0.5个孩子。 

资本

居家办公对资本的积极影响在于长期释放办公空间以作他用（如居住和零售）。如果雇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到三天，那么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办公空间就会减少，而这些空间可用于其他活动。它还减少了通勤交通，从而降低了对更多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对家中的资本（我们的房屋和公寓中的空间及设备）的更密集使用，可以让社会节省交通和办公资本的使用，并将这些资本重新分配给其他用途。在主要的城市中心，大约一半的土地被用于办公空间，而考虑到现在的办公室占用率已较疫情前下降了50%，削减办公空间的潜力巨大。

最近关于行车速度的数据显示，现在早高峰期的交通比以前快了大约2至3英里/小时，这减少了对更多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让典型通勤者每天可节省数分钟时间。

从长远来看，允许雇员部分或完全远程办公，还可以开辟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土地用于建设住宅，这将有效增加可用土地的供给。许多主要城市拥挤不堪，是因为大多数雇员不希望在通勤一小时才能到达城市中心的地方居住。如果他们一周只需到办公室工作几天，那么更长时间的通勤就变得可行，距离城市中心更远的地方就可以辟作住宅之用。

这些资本贡献加在一起，也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使产出提高数个百分点。

生产率

经典的企业和个体微观研究通常发现，混合办公模式（即美国、欧洲和亚洲约30%的劳动力的常规工作模式）对生产率的影响基本是中性的。居家办公可让雇员免于通勤之苦，且往往能为其提供更安静的工作环境，从而使雇员受益。但居家办公也可能因办公室工作时间的减少而降低雇员的学习、创新和沟通的能力。研究表明，这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大致会相互抵消，混合居家办公模式对生产率的净影响为零。

大约10%的雇员采用了完全远程办公的模式，而其影响高度依赖于管理的方式。一些对新冠疫情初期完全远程办公的研究发现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由防疫封控初期的混乱所致。其他研究则发现其带来了巨大的正面影响，这通常发生在更具自主性的活动中，如管理良好的企业的呼叫中心或数据录入工作。

总的来说，完全远程办公的影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企业倾向于只在这种工作安排与工作活动相匹配时才予以采用。相关工作活动通常包括编程、IT支持等任务，由受过培训的雇员在得到妥善管理的环境中进行。虽然对单个企业的微观生产率影响可能是中性的，但劳动力市场包容性的巨大力量意味着整体的宏观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为了说明劳动力市场包容性的好处，请想想，完全现场办公的职位只能由在附近居住的雇员担任。例如，纽约的人力资源或信息技术职位只能由当地的居民来担任。即使在保加利亚、巴西或伯利兹有更合适的人选，他们如果不能到场办公，就无法从事这项工作。然而，一旦这些职位开放远程办公，雇主就不必再去挑选本地雇员，而是可以在本地区挑选最合适的人员进行混合办公，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最合适的人员进行完全的远程办公。

关于工作歧视和重新配置的最新研究突出显示，扩展劳动力市场并涵盖更多的潜在雇员，可以对生产率产生巨大的提升作用。当某一职位的合格候选人从10名扩展到10,000名时，人岗匹配的效率将大大提高，且当人工智能可被用来帮助筛选申请者时将尤其如此。远程办公使雇员与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匹配，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此外，居家办公给宏观生产率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其能对交通污染产生积极影响。居家办公的大幅增加，估计使美国和欧洲的通勤交通量下降了10%。这减少了污染，特别是低级重颗粒物的排放。医学研究已将污染与认知能力和生产率的损害联系在了一起。减少污染不仅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正反馈循环

居家办公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推动了居家办公——这种正反馈循环强化了上述影响。经济学对市场规模效应的长期研究，突出显示了企业如何努力创新以服务于规模更大、利润更丰厚的市场。当每天居家办公的人数从500万变成5000万时，主要的软硬件公司、初创企业及资金方都会注意到这一变化。这会推动服务这些市场的新技术的加速开发，而这会提高它们的生产率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种反馈循环已经开始了。在美国专利商标局，使用“远程办公”、“居家办公”或类似词汇的新专利申请的比重在2020年之前一直是稳定的，但在之后则开始上升（见图2）。这凸显出了技术的改进。更好的摄像头、屏幕和软件，以及诸如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全息技术等技术，将在未来提高混合和远程办公模式的生产率。这将在经济增长和居家办公之间产生一种正向的反馈循环。

对推广居家办公的一种批评是它会对城市中心造成损害。城市中心的零售支出确实有所下降，但此类活动已经转移至郊区，且消费支出总额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趋势水平。一个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商业办公空间估值的大幅下降。虽然这代表了办公区域投资者的估值损失，但从长远来看，释放城市中心用于居住，将使人们更负担得起在城市中心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城市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使许多中低收入雇员无力承担市中心的生活费用。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其中许多劳动者是基础性服务的提供者，如消防、警务、教育、医疗、食品、交通和其他只能现场进行的工作。减少城市中心的办公用地、将其转换为住宅用地，将使这些重要的劳动者更负担得起这里的住房。

2020年居家办公的激增帮助抵消了疫情前生产率放缓的总体趋势，并正在推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通常需要平衡赢家和输家。对技术、贸易、价格和监管的变化开展分析，往往会显示喜忧参半的效果，有大量的赢家，也有大量的输家。但当研究居家办公时，赢家大大超过了输家。企业、雇员和社会整体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经济学家职业生涯中，我从未见过如此广泛有益的变化。

这使我站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立场，成为了一名乐观的“悲观科学家”。但我对这一立场十分满意，因为我正是在居家办公期间写下了这篇文章。《金融与发展》

尼古拉斯 • 布鲁姆（Nicholas Bloom）是斯坦福大学的“威廉·D. 艾伯利”（William D. Eberle）经济学教授。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