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我们最珍视的理念之一，但它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理念

政治家们少有的几个共识之一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增长。几乎每个国家在进入21世纪时，都面临着重重困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本、德国，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美国、英国，以及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在经历了20年连续发生的危机之后，大多数经济体都有所懈怠，如影子一样跟从、照搬先前自身的做法，领导人将增长置于各种优先事项的首要位置。

到现在，我们还一直在这么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追求增长无疑已成为了定义我们共同生活的活动之一。我们的集体成功取决于我们在给定时期内能生产多少东西。我们政治领导人的命运，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升降。

但我们很少停下来询问这种高于一切的上升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这是否是一件好事——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当我们观察如今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从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到人工智能等强大的技术创新（其破坏效应尚无法得到适当的控制）时，增长的痕迹无处不在。增长确实是我们最珍视的理念之一，但它也是最危险的理念之一。

新的痴迷

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痴迷给人一种印象：它必定拥有辉煌的历史，伟大的思想家们曾经就它的价值进行辩论并将其提升到了现在这种无与伦比的地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是一个极新的关注点。在人类30万年的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里生活是停滞不前的。无论是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还是18世纪的农场劳工，经济生活都是类似的：人们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

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无法想象将增长作为一个政策优先事项来主动追求。该学派的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都认为经济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静止的状态”，任何物质的繁荣时期都有结束的一天。即使早期的思想家们想到了，这一点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的：衡量经济规模的可靠指标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

这些古典学派的人物并不是唯一忽视增长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家、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任何人——谈论过追求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长期被忽视的增长观念在20世纪中叶突然流行起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战争。

发动战争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经济蛋糕中有多大一部分可被用于冲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一信息却是无法获得的。因此，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迈出了重要一步，设计了第一个可靠的衡量指标——这是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工作并行开展的。但GDP与增长并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是一个时期内经济产出的快照；后者则涉及随时间推移增加该产出。那么，GDP的增长为何变得如此重要呢？答案仍旧是战争，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开始了。冷战双方并没有在一个巨大的战场上正面冲突。衡量传统冲突的数字——占领的领土、损失的士兵、摧毁的武器，都无法显示哪一方占了上风。没有这些数字，其他的衡量指标就变得重要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指标：美国和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

在很大程度上，冷战被定义成为一场潜在的巨大冲突所做的准备，双方开展大规模军备并予以展示。因此，经济增长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更大，那么它就可以在军事上花费更多。与此同时，在增速上超越敌方被视为说服民众相信己方在更广泛的理念之战（市场体制与中央计划之争）中占据上风的一种最终方式。于是，一个“增长主义”的时代便到来了。

增长的两难困境

随着20世纪的到来，对战争的需求逐渐减少。但对增长的追求却顽固地保留了下来。事实证明，增长几乎与人类繁荣的每一个指标都息息相关。增长使数十亿人摆脱了为生存而挣扎的困境，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820年的八成下降到了今天的一成。增长使人们平均寿命延长且健康状况改善——它使肥胖而非饥荒成为了富裕世界的主要问题。增长还使人们摆脱了无知与迷信：1820年，九成民众是文盲；如今，九成民众都识字。

增长的好处还有很多。而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发现它特别有用。首先，它帮助为战后的宏伟目标提供了资金，这些目标包括：罗斯福新政、社会保险、五年计划。其次，它有望让日常政治变得更加容易。似乎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增长也使人们似乎能够逃避经常困扰社会的冲突和分歧。按照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其已变成了“金罐子和彩虹”。

增长的前景曾经、并且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也引发了一种自满情绪。政治领导人、经济学家和许多其他人士被增长看似改善生活的方式蒙蔽了双眼，开始相信增长不仅是有益的，而且几乎（或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向一群杰出科学家发表讲话时宣称：“在西方，尽管增长有其代价，但其可能并不那么高。”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大错特错。

对增长的肆意追求产生了巨大的代价，我们目前仍未完全理解其破坏性的后果。这种代价常常出现在环境方面，例如：伴随经济增长，我们正走向一场生态灾难；过去八年是人类历史上最热的八年；气候变化现在已经达到了气候紧急状态。但增长也与人们对未来的其他许多重大关切有关。

我们所依赖的促进增长的技术也造成了不平等：它们使人类更加繁荣，但也更加分裂。它们威胁到了工作和政治的稳定：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正在以我们可能无法控制的方式扰乱劳动力市场和政治生活。它们还扰乱了社会：支持了某些行业，但摧毁了另一些行业，破坏了传统上共享生计的来源。

现在，增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它与我们许多最伟大的成就相关，但也与我们许多最严重的问题相关。增长的前景促使我们追求更多的增长，但它的代价却在强烈地推动我们摒弃这种追求。这就好像我们不能继续这么做，但我们却一定要这么做。

去增长的愚蠢想法

“去增长”运动给出了一种激进的回应：如果增长是问题所在，那么就应该减少增长——甚至应该不增长，或负增长。这一提议起初是在几十年前由一小撮具有生态意识的学者们提出的，现在它已传播开来，并得到了领先的环保人士和活动人士的支持。

去增长主义者在一点上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继续沿用当前的增长路径。如果说有什么欠缺，那就是鉴于增长带来的所有额外问题，环保人士低估了它已经造成的损害。然而，去增长主义者也犯了几个错误。

该运动建立在对经济增长真正运作模式的误解之上。这一错误体现在其口号上，即，“在有限的星球上不可能实现无限的增长”。但这是错误的，这种增长是有可能实现的。其问题在于，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一种过时的经济活动观念：一种将经济局限在物质世界的观点，其认为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农业设备或工厂机器。

对物质的关注分散了人们的关注。增长并非源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有限资源，而是来自于发现更多高效使用这些有限资源的方法。换句话说，增长并不来自有形世界的物体，而是来自无形世界的想法。而这些无形的想法广阔得难以想象：它几乎是无限的。换言之，在我们思考经济增长的未来时，我们这个有限的地球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

此外，去增长也告诉我们，彻底放弃追求增长将带来多大的灾难。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将人均GDP冻结在当前水平，将需要放任8亿人陷于极端贫困而不顾，或是削减另外71亿人的收入——更不用说放弃更高生活水平的其他好处了。

强大的想法

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增长。没有增长，我们就没有机会实现我们对社会的最基本愿望——从消除贫困，到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医疗，更不用提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的更大希望了。认为当前时刻已处于某种经济巅峰，人类应该按下暂停未来10年、10,000年乃至永久增长的按钮——这种想法是极为难以想象的。那么，我们应如何实现更多的增长呢？

政治家们在谈论所需条件时的自信，掩盖了我们所知甚少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键的经验教训：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而这是通过发现关于世界的新想法来推动的。“我们如何实现更多的增长？”与“我们如何产生更多的想法？”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做四件事情。

首先，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现有的制度往往保护现状，它过度有利于过去曾经发现想法的人，而损害了未来想要使用和重新利用这些想法的人。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也是过时的：例如，《伯尔尼公约》这项协调版权法的主要国际协议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没有改变。它还可能会浪费新技术（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会。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对训练这些系统所依赖的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它们就无法运作）给予了过多的保护，而对这些系统创造的非凡产物则提供了太少的保护。

其次，我们必须在研发上投入更多——目前研发的趋势和水平都令人沮丧。例如，在法国、荷兰和英国，研发支出与GDP之比自20世纪中叶以来大幅下降；在美国，这一指标几十年来一直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水平。即使是在全球研发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以色列（其每年将5.4%的GDP投入研发），与下列领先企业的投资相比，也是十分保守的：Alphabet、华为和Meta都将其收入的15%以上用于研发。一个国家并不是一家公司，但这种对比揭示了一些关于它们优先事项的情况。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指望在不认真投入资源的情况下稳定地生产出新的想法。

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减少不平等，帮助人们在经济中从事产生想法的工作，这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美国，如果将少数族裔、女性和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创新速率提高至高收入白人家庭男性的水平，则可以使创新翻两番。对于消除不平等，在道德上存在许多有力的论点。但从经济角度看，不平等也是极其低效的：如果在一个世界中，部分人无法发现、分享他们的想法，那么这个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也都是不足的。

最后也是最激进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利用新技术本身来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想法。DeepMind公司的AlphaFol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20年，它解决了“蛋白质折叠”问题；现在，它可以在几分钟内计算数百万蛋白质的三维形状。（而一个人类研究员可能要花费整个博士阶段才能完成其中一个蛋白质的研究。）这将在未来几年极大改变我们对疾病的理解，大大提升我们的治疗能力。我们需要更多这种基于技术的方法来发现新的想法。

事关存亡的机遇

这些干预是我们形成更多想法、实现更多增长的最佳途径。但仅凭这些还无法解决增长的两难困境。实际上，不计代价地追求更多的物质繁荣，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来改变增长的本质，减少其对我们重视的诸多事物（从更公平的社会到更健康的地球）的破坏。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让我们来想一想增长与气候变化之间的情况。2008年，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评论》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得出结论认为，将碳排放量减少80%的成本为GDP的2%。简而言之，增长与气候之间存在严重的权衡取舍：保护气候的代价十分高昂。但到了2020年，英国的气候变化委员会发现，消除排放的成本已下降至GDP的0.5%。这种权衡已经大幅减轻。为什么呢？因为20年的重大干预（税收补贴、监管法规、社会规范）累加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激励效应，促使人们开发清洁而非污染技术。它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将太阳能技术的价格降低至最初的1/200。

实际的结果是，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绿色。更多国家可以在减排的同时实现增长。这在仅仅15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此外，还有一个一般性的见解：通过大幅改变人们的经济激励，我们不仅可以鼓励开发新技术来推动增长，还可以塑造我们所开发技术的类型。

因此，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将技术进步引向我们关心的其他目标——我们既要实现经济增长，也要使世界变得更公平、更绿色、更少依赖破坏性的技术、更加尊重地方的情况。我们必须竭尽所能，确保人们的激励不仅能体现他们作为市场消费者的狭隘关切，也要反映他们作为社会公民的更深层关切。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几乎每天都有生死攸关的新风险出现，提醒着我们无力予以应对的事实，这令人沮丧。但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面临着一个事关存亡的机遇。

我们有机会更新我们的道德伦理，有办法更多地关注迄今忽视的其他宝贵目标，也能重新引导技术进步并改变增长的本质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能力以现在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金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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