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凯恩斯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理想视为人类精神的一次胜利

在他30年的公共生涯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的最有趣的一次演讲，也是他最后的演讲之一。那是在一个冬末，佐治亚州萨凡纳已有暖意，在美国南部常见的“如面纱和胡须般的西班牙苔藓”丛中，凯恩斯请他的听众——经济学家、律师和外交官——花些时间想一想童话故事”睡美人“中的仙女。

凯恩斯问，在他心爱的“双生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洗礼仪式”上，可向这些仁慈的仙女提出什么请求呢？凯恩斯希望得到三份“合适的礼物”。首先是一件多彩的外套，以“永恒提醒人们这两个机构属于整个世界”。其次是各种维生素，以赋予它们“活力和无畏的精神”。最后一件礼物是“智慧、耐心和严肃谨慎”，以赢得有需要的民众的信任。

虽然这一点可能被他的听众忽视了，但对凯恩斯来说，援引”睡美人“不仅仅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这个文学典故强化了他所理解的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宗旨。在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于1959年将其改编为电影之前，”睡美人“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华丽芭蕾舞剧，这个故事本身是根据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的一个德国故事改编的，而格林兄弟是从中世纪的法国民间故事中汲取了灵感。没有哪个国家能说”睡美人“是自己的工具或财产——这个故事之所以持久永恒，是因为它是国际主义的产物。

人类的兄弟情谊

对于凯恩斯来说，IMF和世界银行体现了一种比任何具体的技术或行政程序问题更被深切珍视的地缘政治理想。实际上，即便他自己的许多提案在多轮谈判中被否决，他也仍然认为布雷顿森林机构是人类精神的一次胜利。在1944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山中聚会后，他对英国财政部官员理查德·霍普金斯（Richard Hopkins）表示：“作为一场国际合作的试验，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他对这次会议表示：“我们已在学习如何合作。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不懈，那么在座大多数人遭遇的这场漫长噩梦终将结束。‘人类的兄弟情谊’将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面临的巨大智力挑战之一是如何向经济学界传达这样一种观点：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并不能替代这种合作、互惠和文化交流的模式。全球经济并不像李嘉图的著名思想实验那样只包含两种商品，而技术进步已经使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变得没那么重要。当美国国务卿科尔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将自由贸易作为解决战争破坏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时，凯恩斯嘲笑其为“赫尔先生的疯狂提议”。在宏观层面上，真正重要的不是消除关税，而是维持国际收支并认识到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需求。

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这些发展需求包括：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地区，以及推动贫困国家（它们未能实现欧洲和美国自世纪之交以来获得的爆发式经济增长）的工业化。廉价的进口可以帮助一国获取其无法自给的产品，但关税也可以帮助它发展，或是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部门。凯恩斯认为，没有一条铁律可以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哪种做法更有意义。

如今，气候危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需求，即便是对最富裕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无法迅速开发、部署新的清洁技术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敢奢望减轻地球面临的这场厄运。适合本世纪的政策工具，不会是过去几十年做法的简单复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情况尤其如此——在这方面，关税、国家补贴和国有企业（经济学家常常将它们视为创新和竞争的障碍）很可能是为气候友好型产业发展健康全球市场的关键所在。至少从目前来看，绿色技术仍然是一个幼稚产业，其所需要的保护远远超过了对其进行规制的需要。

高尚原则与空洞陈词

凯恩斯对IMF和世界银行的最大担忧是：它们这对“双生子”机构可能沦为美国势力的工具，而非真正独立的国际机构——他在萨凡纳演讲中借用邪恶仙女卡拉波斯（Carabosse）含蓄地提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家书中则比较明确的阐述了这一点。此外，最后，由于苏联未能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世界银行和IMF注定只能在冷战的一方发挥作用。在缺乏某种形式的贸易干预和保护的情况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将始终有利于在早期就进入绿色技术领域的国家，让少数幸运国家享受发展的全部成果。这是一种支配而非合作的做法。

但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通过帮助不同国家开展广泛的经济政策实验、以此获得新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布雷顿森林机构不仅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变革性的作用，还可以促进国际和谐。这是只有国际机构才有望成功发挥的作用。

凯恩斯在萨凡纳意识到，谈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极难实现的伪善话语”。在纸面上，高尚原则与空洞陈词的区别往往难以辨别——伟大的理想只有通过持续的沟通和真诚的投入才能得以维持。在气候发展政策领域，这一点将尤为真实——其中，普适的解决方案是罕有的，具体情况十分复杂。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技术有意义的做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国家或技术。但如果一个国际机构能够存续80年，跨越了冷战并经过了20世纪，那么我们有理由希望它能成为未来80年跨国创新合作的平台。正如凯恩斯在萨凡纳所说：“不管有没有仙女，希望能有瑞兆。”《金融与发展》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