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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特别有利，但只有坚定的政策行动才能获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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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迪亚 • 罗恰（NADIA ROCHA）是世界银行宏观经济、贸易和投资全球实践局首席经济学家。
罗伯塔 • 皮尔玛蒂尼（ROBERTA PIERMARTINI）是世贸组织贸易成本分析部负责人。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国际贸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特别有利，但只有坚定的政策行动才能获得回报
纳迪亚 • 罗恰（NADIA ROCHA）是世界银行宏观经济、贸易和投资全球实践局首席经济学家。
罗伯塔 • 皮尔玛蒂尼（ROBERTA PIERMARTINI）是世贸组织贸易成本分析部负责人。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经济要务。大量研究表明，让所有人（而非其中的一半）向社会贡献技能与劳动，可以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益。另外，男女同酬也是一种在经济上更为明智的做法。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推动性别平等的经济原因更有说服力，原因有二：这些经济体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更高，而缩小性别差距的潜在回报更大。
那么，发展中经济体要如何促进性别平等？国际贸易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我们的研究表明，贸易有潜力显著提升女性在经济中的作用，减少不平等，扩大女性获得技能和教育的机会。开放国际贸易的国家往往经济增长更快、创新更多、生产率更高，且能为人民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机会。
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性别差距、享受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女性机会带来的好处，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正在致力于深入了解性别平等与贸易之间的联系，以及贸易政策对男女的不同影响。但这方面研究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针对女性消费商品的类型、女性职业及其工作部门，缺乏按性别细分的数据。
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女性与贸易的报告试图填补这一知识空白。该报告以最新分析和按性别细分的最新数据为基础，旨在增进对贸易与性别平等之间双向关系的理解，并发现一系列可以令女性从贸易中获益的机会。该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确认贸易通过哪些渠道对作为劳动力（包括在家中和在工作中）、消费者和决策者的女性产生的影响。
报告证实，贸易通过多种形式使女性受益。
出口商雇佣的女性数量更多。在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的女性劳动力占比为33%，而在非出口企业中，这一比例仅为24%。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和有外国投资者的企业中，女性也具有类似的优势，与其他企业相比，这类企业平均多雇佣11%至12%的女性（图1）。
贸易令女性工资得到增长，有助于减少经济不平等。女性在总工资中的占比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出口企业支付的工资更高，另一方面是它们雇佣的女性数量更多。如果一国制造业出口额能翻一番，将使女性的工资占比平均从24%提高到约30%。在非洲，促进自由贸易有助于缩小工资差距，对熟练女性劳动力而言尤其如此。世界银行曾对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前景进行分析，模型显示，到2035年，熟练和非熟练女性劳动力的工资可能较基线水平会提高4%和3.7%，而所有技能水平的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将增长3.2%。
贸易为女性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工人如果在贸易量较大或与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更高的部门工作，就更有可能从事正式工作，从而获得更好的福利、培训和工作保障。女性受到的这种影响大于男性。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一体化程度更高的部门，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女性占13%，而在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部门，这一比例为20%。对于男性来说，在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部门从事非正式工作的概率为9.5%，而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概率下降到5.0%。
贸易开放令女性收入与消费双双增加。在我们所分析的54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超过3/4的国家在取消进口关税后，女户主家庭的平均实际收入与男户主家庭相比得到了提高。取消进口关税后，女户主家庭获得的实际收入增长平均比男户主家庭高出2.5%。在布基纳法索和喀麦隆等国，这一增长相当于一年的教育或卫生支出。
因此，开放贸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有利，因为它拓展了女性所在的工作部门，降低了女性消费品的价格，并使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得以发展。贸易引起的竞争加剧也使歧视女性的代价更高，从而缩小了工资差距，改善了女性的工作条件。
全球存在三大趋势，让女性在21世纪的贸易中提升代表性并更好获利，它们分别是：服务贸易的扩大、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数字贸易的兴起。
全球经济活动正转向服务业，而与农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相比，服务业雇佣的女性比例更高。此外，服务贸易的扩张速度比货物贸易更快，为女性提供了更多贸易机会。目前，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在三大产业中最多，且在一国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可创造出就业机会（Ghani和O'Connell，2014年；Rodrik，2016年）。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00年，46%的服务业劳动力是女性，2020年这一比例升至58%左右。
全球价值链在整个经济领域为女性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机会。它们令女性经营的小微企业、小农场与国际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与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较低的部门工作的女性相比，在全球价值链中工作的女性成为正式劳动力的概率高出10%。
数字服务的兴起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数字技术令女性能够摆脱资金、教育、流动能力和灵活性等种种制约因素。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平台都见证了女性所有的企业数量的激增。例如，阿里巴巴平台上约一半的企业家是女性，而纵观中国所有的企业家，仅1/4为女性。教育和卫生服务的在线贸易不断发展，不仅增加了女性获得这些服务的机会，也在女性较少受到歧视的部门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
但仅凭上述趋势还不足以缩小性别差距。发展中经济体必须实施重大政策改革，帮助女性摆脱歧视。政策制定者需要调整不利于女性的关税政策。平均来看，女性密集型部门（如食品和饮料、纺织和服装部门）所需的原材料需要支付更多的关税（图2）。因此，女性生产者需为原材料支付更多费用，其出口品相较于男性也面临更多限制。在印度，这种“粉色关税”高达6个百分点（Mendoza、Nayyar和Piermartini，2018年）。
非关税措施，如产品标准和监管措施，对女性的影响也比男性大。由于这类措施的交易成本通常是固定的，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通常由女性所有）的负担更大。小型出口商也缺乏专门管理贸易流程的团队，并且由于它们不经常出口或仅小批量出口，繁琐的行政手续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对它们的影响尤其大。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障碍，比如获得贸易融资的机会有限，在边境更容易遭受勒索和人身骚扰等。
在关键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例如出台贸易政策，缩小关税方面的性别差距，或是简化跨境货物监管要求，促进贸易便利——即使不用明确针对女性，也可促进性别平等。通过政策让人们更好获得教育、财政资源、数字技术和信息的机会，也可帮助女性最大限度地从贸易中获益。这类政策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实现协调互补，以便为女性清除特定的障碍（例如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她们需要承担社会赋予其的额外任务，这就使她们受到时间和地域流动的限制）。
该报告提出的建议是政策制定者必备的指南，特别是在各国经济刚刚摆脱疫情困扰，正在逐渐复苏，又要应对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之际。2020年，新冠疫情令全球4.2%女性的就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减少了5400万个就业岗位），男性这一比例则为3%（减少了6000万个就业岗位）。女性收入减少了8000亿美元，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从事非正规工作女性的工资损失，而女性从事非正规工作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疫情对更倾向雇佣女性的部门造成的冲击更大，并且由于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照顾责任，托儿中心和学校停课对她们的影响最大（Landivar等人，2020年），尽管远程工作缓解了这一负担。受疫情所迫，数字技术领域的投资增加，为女性在未来的贸易中受益创造了更多机会。
近期的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有可能使各方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付之东流。开放贸易是在经济复苏阶段促进性别包容必不可少的手段。
尽管贸易对女性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且贸易还有潜力提供更多机会，但随着比较优势的转移，与贸易相关的扰动会影响到一些部门和劳动力。互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获得新技能或迁移到就业机会正在改善的新地区。为了制定这类政策，各国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贸易对女性的影响。而这类分析又需要更多按性别细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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