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稿

清晰明确地解决腐败问题

2017年9月18日

引言

感谢诺姆的盛情介绍以及为组织今天的论坛提供的协助。还要感谢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金融公司和透明伙伴关系基金——尤其是弗兰克·沃格尔——主办了这次重要的活动。

克里克、恩戈齐、汉斯·皮特——我很期待与你们进行交谈。

我刚刚说，这次活动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要想治理腐败，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腐败问题，并尽可能精确地衡量其影响。所以说，我们集合各方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民间社会专家举行这次会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谈及腐败 ，我的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北非谍影》那部电影里雷诺上尉查封里克咖啡馆的赌场的著名片断。那位上尉口口声声说：“……非常震惊，这里居然有人在赌博！”——当然，这并没有阻止他在收队离开之前把自己的那份好处揣进兜里。

在座没有人会觉得震惊——我们都清楚腐败是一个问题，也都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付出努力。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齐集于此的原因。

首先，我想谈一谈我们在基金组织和反腐败工作中常常听到的三个问题。第一，基金组织是如何界定腐败的？第二，基金组织为何参与反腐败工作？第三，基金组织还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成员国打击腐败？

1. 我们所谓的腐败是指什么？

基金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一样，把公共部门腐败定义为“滥用公权谋取私利”。

但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都清楚，腐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在暗中行事的主体。

只要举一个例子：采掘业内的贿赂。

诚然，地方官员可能会索取贿赂，政府部委也可能会视若无睹，但是提供了贿赂资金的公司呢？毫无疑问，它参与了这种非法交易。

毕竟，要让人接受贿赂，必须先提供贿赂。

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一方面协助成员国打击公共部门腐败，另一方面也致力于审视对公职人员施加影响的跨国私人行为体。私人行为体可能会采用贿赂等直接手段助长腐败，但也可能会通过洗钱和偷税漏税等间接手段促进腐败。

最近的“巴拿马文件”事例凸显了这些促进者的重要性，并强调了这种恶性的腐败会悄无声息地跨境发展蔓延。

因此，我们采取的做法必须认清这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并旨在识别腐败的诸多不同层面，这样才能产生效果。

2. 基金组织为何参与以及为何现在参与？

这就回到了我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求以及为什么现在要求基金组织开展更多反腐败工作？答案是我们的成员国日益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腐败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具有宏观重要性。

由于在座部分人员的工作，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系统性腐败会损害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的能力。它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力量，会挫伤企业的活力，阻碍国家的经济潜力。

每年贿赂（仅仅是腐败下的一个子集）的成本估计在1.5至2万亿美元之间，约占全球GDP的2%。 [1] 这些成本还只是冰山一角——其长远影响则要深刻得多。

试想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建造一座富丽堂皇但毫无必要的新会议中心，而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是吃回扣。

动工一年之后发现，社会服务金库的资金某种程度上无法再供最初的受益人使用。

久而久之，从教育或医疗方面转移的资金会导致不平等状况持续，并限制获得报酬更高的工作和享受条件更优越的生活的可能性。

随着这种类型腐败的制度化，对政府的不信任心态将会逐步滋长，并毒害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

其结果就是陷入一种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千禧一代”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现实。最近对全球青年人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青年人认为自己国家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是腐败，而不是就业，也不是缺乏教育。 [2]

这种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因为腐败是青年人每天遭遇的诸多经济不公正的根源。

青年人还清楚另一个真相；腐败并不仅限于某一种国家或经济体——它可能影响每个国家。从挪用公款，到任人唯亲，再到恐怖主义融资，腐败的邪恶触角可能幻化为不同形式，视其孕育环境而异。

由此引出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开展对话的始发点。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及基金组织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成员国抵制各种类型的腐败？

3. 基金组织可以提供什么帮助？

治理腐败很早就被纳入了基金组织的工作。上个月，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盘点了我们的进展，并承诺正视这一问题甚至更直接地推进问题的解决。 [3]

执董会也认为，提出更多详尽的政策建议并对腐败的经济影响开展坦率而公平的评估，这对我们的成员国不无裨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以便更好地对问题进行量化和分析。因此，我希望今天的活动能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金融公司及其合作伙伴牵头发起的两项反腐败研究新举措的起点。

我明白，你们的工作将使基金组织受益——而我相信，我们的经验也会为你们提供帮助。请允许我对这一经验略作阐述。

我们的工作和你们的一样，首先要采取措施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 。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德斯曾经说过，“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例如，在加蓬，经过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协商，该国政府承诺在明年的预算中公布关于所有重大公共投资的数据。到2020年，预算法将概述与每一家公共公司、包括采掘业部门的公共公司有关的金融风险。

这项工作与我们在监管改革和加强法律机构方面的努力并行不悖。

监管改革并不必然意味着解除监管，而是通过实施精简以减少负责发放许可、收取费用和签订合同的“看门人”的数量。

在法律领域，往往是负责执法的机构（警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内部滋生了腐败。

例如在乌克兰，政府邀请基金组织协助对国家腐败问题开展一项全面的审查。随之而来的报告引出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成立了国家反腐败局。

这些改革仅仅是初步措施。必须赋予调查员更大的权限以追查犯罪嫌疑人，同时必须授权检察官向反腐败法院提起控诉。

乌克兰的情况凸显了我们所面临的更大挑战：为了产生持久的影响，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政治领袖必须齐心协力，合作共事。而且我们必须切合实际地看待取得进展的速度。文化与习惯，无论是好是坏，其改变都不在于一朝一夕之间。

由于腐败往往具有隐蔽性且难以衡量，新的政策可能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产生效力。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政府甚至不愿意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因为它们认为腐败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停止勇往直前。

如果我们清晰阐述腐败问题并向成员国提供我们所掌握的全部工具，那么我相信，基金组织定能不辱使命。今天上午，我要向大家作出承诺：基金组织未来能够、也愿意为此开展更多的工作。

结语

最后，我想再聊聊《北非谍影》这部电影——我可不是要带领大家合唱鼓舞人心的《马赛曲》，它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在演讲刚开始时曾说过，这次活动很重要。这句话并不只是为口头上应酬一下我们的组织者。通过协调一致的全球努力来遏制腐败，能够推动世界发展繁荣并改善每个公民的生活。

借用亨弗莱·鲍嘉的话来说，我认为这是一段美好谈话的开始！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