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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利用其实践经验和新研究成果，以提高经济监督、技术援助和危机应对工作的有效性。”（图片：基金组织）
席经济学家访谈
基金组织概览：基金组织近年来明确表示愿意考查其宏观经济思维和政策方法。有人称其为“革命性的”——是这样吗？
奥伯斯费尔德：我称这一过程为演进，而不是革命。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利用其实践经验和新研究成果，以提高经济监督、技术援助和危机应对工作的有效性。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了全球学术和政策界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广泛反思。基金组织参与了这一过程，但鉴于我们的决策对成员国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我们认为，我们应不断根据新情况重新评估我们的思维，这尤为重要。
这一过程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采用方法的核心，其基础是开放和竞争市场、稳健的宏观政策框架、金融稳定以及强健的制度。但在如何最有效地以可持续方式实现这些结果方面，这一过程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金组织概览：一些人认为《金融与发展》最近的一篇文章（“新自由主义：被吹捧过头？”）表示基金组织思维有重大变化，您同意吗？例如，基金组织现在是不是认为财政紧缩不起作用，反而会加剧不平等？
奥伯斯费尔德：那篇文章被广泛曲解——它并不表示基金组织采用的方法有重大变化。
我认为，基金组织是赞成还是反对财政紧缩的提法令人误解。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实施不必要的紧缩。我们赞成采取在长期内促进增长和公平的财政政策。国家不同，情况不同，这些政策的具体形式可能也不同。政府在长期内必须量入为出，否则会面临某种形式的债务违约，而这种违约通常给本国人民特别是最贫困群体带来沉重代价。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种思想立场。我们的工作是就政府如何能最有效地管理财政政策以避免出现糟糕结果提供建议。为此，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会认识到，过度削减预算可能适得其反，不利于增长、公平甚至是财政可持续目标。
基金组织概览：这种反思如何体现在业务操作中？
奥伯斯费尔德：各国需要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以便让市场相信，公共债务可以在不引发极高通胀的情况下得到偿还。具备这种框架的国家通常有空间通过财政手段（包括自动稳定器）缓解经济衰退。可惜的是，一些国家让公共债务上升到过高水平，从而冒着丧失市场筹资能力的风险，并且别无选择只能“勒紧裤带”，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贫困人口往往经受特别大的痛苦，因此在计划实施财政调整时，必须考虑最脆弱群体。当然，经济能够或应当承受的痛苦是有限度的，所以，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债务重组或债务削减，这要求债权人承担调整的部分成本。这正是我们目前针对希腊建议采用的方法。
基金组织概览：基金组织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认真研究了资本流动。您能不能谈一谈明年这方面的工作走向？
奥伯斯费尔德：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前发生的各次危机表明，资本流入激增可能产生不稳定效应，特别是引发国内信贷繁荣和金融动荡。当资本流动方向逆转、资金撤离时，经济体非常容易受到冲击。2012年，基金组织以研究部开展的重要工作为一定基础，就资本流动限制措施适用的情况采用了“机构观点”。基金组织目前正在评估近年来实施资本流动措施方面的经验，并考虑是否及如何调整“机构观点”。一个挑战是考虑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之间有时互补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我们在努力从实践中学习，并相应调整我们的思维。
基金组织概览：全球贸易近期发展情况如何——贸易活动的下降如何影响你们的思维？
奥伯斯费尔德：战后时期的贸易一直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后仍能发挥这种作用。贸易增长近期减缓的原因尚未被充分理解——包括全球投资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价值链可能出现收缩等等——但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减缓集中发生在新兴市场。在2016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我们将对贸易下滑的原因进行更全面的分析。然而，关于贸易，我们了解的一点是，其后果是复杂的，包括收入和就业分配的变化，而许多国家并没有充分应对这些问题。这引发了保护主义情绪。
但我最后要说的是，各国对近期贸易增长减缓的担忧程度可能不同，但对任何国家来说，这种减缓都不太可能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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