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问题有更大可能超越全球贸易带来的共同经济利益。
各经济体相互依存，意味着上述前景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这对亚洲而言尤其如此。例如，美国约一半的进口和欧洲三分之一的进口来自亚洲。反过来，亚洲国家几乎占据了全球主要大宗商品需求的半壁江山。
在我们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我们讨论了关于这种分裂的令人担忧的早期迹象，并为全球贸易联系解体的潜在后果提供了证据。
上述分裂的一个迹象是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其程度在2018年中美关系紧张时期达到顶峰，而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国家对俄制裁给未来贸易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后，这种紧张关系又再次加剧。
即使有关方面不实际出台限制措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使经济活动受损，这是因为企业会暂停招聘和投资，新企业也可能会推迟进入市场。
分析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典型冲击（如2018年中美紧张加剧）会在2年后使投资下降3.5%。它还会导致GDP下降0.4%，使失业率上升1%。然而，各方的脆弱性并不相同。
对于新兴市场、较开放经济体和高负债企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更大。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地区的企业债务大幅上升，且其在疫情后进一步飙升，这表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给该地区造成尤为严重的损失。
这些影响已然十分严重，但若分裂真正发生，损失甚至还会更大。在全球生产率增速普遍放缓的背景下，考虑到贸易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亚洲的重要性），我们估计了由于生产率下降导致贸易分裂所带来的产出损失。这些损失只代表了损失的下限，因为它们并不包括由投资下降而导致的资本存量的减少，也没有考虑对知识流动的潜在干扰等因素。
我们所模拟的分裂情景是：在近期贸易限制增多的行业（如能源、技术行业），贸易集团之间的贸易被中断；在其他行业，非关税壁垒上升至冷战时期的水平。为此（且纯粹出于说明性目的），我们按照2022年3月联合国大会关于要求俄罗斯停止入侵乌克兰的投票情况，对贸易集团进行了划分。
如果只是俄罗斯与投赞成票的国家脱钩，那么世界经济产出的损失就不大。但在更为不利的情景下——即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投赞成票的一方和投反对或弃权票的一方之间贸易受限——则损失将大大上升。据估计，全球将永久性地遭受每年约GDP 1.5%损失，其中亚太地区损失更大，超过GDP的3%，这是因为贸易在该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失去出口市场和复杂生产网络的分裂，与另一集团存在重大贸易往来的国家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贸易的解体和专业化分工的瓦解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严重影响。在此情景下，亚洲国家在因贸易限制增多而被迫收缩的部门中，平均失业将高达7%。
上述结果侧重贸易方面，并未考虑金融联系解体的影响。正如本章中所指出，金融分裂的影响也将是十分深远的。金融割裂可能因金融头寸迅速平仓而带来短期成本；而投资分散程度降低和外国直接投资减少造成的生产率增速放缓则会带来长期成本。
我们的研究表明，全球分裂的代价极大。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行动，避免更多分裂带来不利影响，确保贸易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有关国家应优先考虑取消破坏性的贸易限制措施，并就政策目标开展清晰的沟通，减少不确定性。以多边改革补充区域协定，同时让WTO争端解决机制恢复充分运作，不仅能够减轻歧视性政策对其他贸易伙伴的潜在负面影响，也将有助于解决引发紧张关系的一些深层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各国应保持接触、开展对话，这对于避免有害的分裂局面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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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go Cerdeiro 现任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外部政策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传染、网路理论等。他拥有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Siddharth Kothari 现任IMF亚太部经济学家，负责澳大利亚国别工作以及地区研究处更广泛的地区发展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发展问题。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Chris Redl 是IMF亚太部经济学家，为IMF《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撰稿。他的研究重点是汇率问题、经济政治不确定性的衡量和影响，以及使用文本等非传统数据进行经济预测。此前，他曾是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的经济学家。在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英格兰银行、英国皇家税务海关总署和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工作。他拥有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