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伙伴实施更严格防疫封锁措施的国家进口下降幅度更大。虽然贸易流动已有所调整，但增加全球价值链的多元化可以有助于减缓未来冲击的影响。
新冠疫情引发的供给和需求冲击预计将导致贸易的大幅下滑，但事实证明，相比于前几次全球危机，此次疫情期间国际贸易的表现更加坚挺。
货物贸易在2020年第二季度大幅下降，但在2020年晚些时候，其已反弹至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2020年服务业（如旅游业）的下滑更为严重，由于一些国家持续实施防疫限制措施，服务业的恢复的速度也更为缓慢。
国际溢出效应
新冠疫情的特有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有贸易呈现出上述模式。
首先，与单纯根据需求（以及相对价格）进行的预测相比，2020年的货物进口量更大，这在实行严格封锁措施或疫情严峻的国家更是如此。
其次，防疫封锁措施产生了显著的（若非有意的）国际溢出效应。贸易伙伴实施了更严格防疫封锁措施的国家，其货物进口的下降幅度也更大。平均而言，2020年上半年，60%的进口下降是由贸易伙伴的防疫封锁措施造成的。在严重依赖全球价值链并处于产业下游的行业（如电子产业）而言，上述影响更为严重。
不过，这种影响是短暂的，表明全球供应链具有韧性。远程办公也减轻了防疫封锁对贸易造成的溢出效应。
即便如此，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扰动，要求在国内生产更多商品的呼声也随之增加（即“生产回流”）。我们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链接]表明，拆解全球价值链并非解决之道——增加而非减少多元化，才有助于增强韧性。
调整后的全球价值链
贸易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亚洲国家较早暴发了新冠疫情，但后来设法予以控制（而当时，许多欧洲国家严格限制了人员流动），到2020年中期，亚洲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相关产品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增长了4.6个百分点，在北美市场的份额增长了2.3个百分点。从历史标准来看，上述亚洲国家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很快、增幅也很大，但随着各国针对疫情作出调整，以上增长已部分回落，这表明上述变化可能是暂时的。
尽管全球价值链已经调整，但汽车等产业已经遭受大规模的供应扰动，说明有必要增强其韧性。我们分析了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两种方案：实现投入品国家来源的多元化，提高投入品的可替代性。
增强贸易的韧性
我们使用全球经济模型模拟了供应链扰动的影响，并将其与更高程度多元化或更大可替代性（即生产商从一国供应商的投入品转向另一国的难易程度）情形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我们考虑了两种情景：一是在单独一个投入品供应大国出现供应扰动，二是多国遭受供应冲击。
我们的分析[链接]表明，多元化显著减少了供应扰动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在一个投入品供应大国出现大规模（25%）劳动力供给萎缩后，平均各经济体的GDP较基线水平下降了0.8%。在高度多元化的情景下，GDP的降幅几乎减少了一半。
在多国遭受供应冲击时，更高程度的多元化同样有助于减小波动性。我们估计，在这种情景下，各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平均降低了5%左右。然而，在所有经济体同时遭遇重大扰动时（就像新冠疫情头四个月时的情况），多元化则几乎提供不了保护作用。
各国可通过从国外采购更多中间投入品来实现多元化。目前，各国在采购这类物资时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偏好”。例如，西半球的企业有82%的中间投入品会从本国采购。因此，生产回流将进一步降低多元化程度。
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可替代性：一是提高生产的灵活性，例如，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重新编写软件，使其汽车能够使用其他的半导体元件，以应对半导体的短缺；二是在国际上实现投入品的标准化。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最近宣布，其正在与半导体供应商合作，将其所使用的独特芯片数量减少95%，仅保留三个系列的微控制器。这种标准化将取代大量的芯片，消除了各芯片之间的替代成本。
再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中间投入品供应大国出现劳动力供给大幅萎缩25%的情况，我们发现，随着可替代性的提高，所有国家（投入品来源国除外）的GDP损失减少了约五分之四。
政策影响
当前，确保各方公平获得新冠疫苗和治疗手段，仍然是政策的重中之重。最近中国采取的定向防疫封锁措施提醒人们：一国采取的防疫限制措施，持续对该国以外的众多国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对于所有国家、包括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而言，结束世界范围内疫情的急性暴发期，是符合它们自身利益的。
在人们对全球经济分裂和俄乌战争之后“友谊支援”日益担忧的情况下，我们的分析还表明，提高投入品的多元化和可替代性，可以增强韧性。虽然企业决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价值链的未来韧性，但政府可以为之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并降低其成本，从而为其提供帮助。
一个明显的领域是基础设施的改善。新冠疫情表明，在某些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缓解与贸易物流有关的供给扰动至关重要。例如，对全球主要航线上的港口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和现代化改造，有助于减少全球范围内的瓶颈。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促进远程办公，这同样有助于减轻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
政府还可以帮助让人们更广泛地获取信息，从而使企业能够做出更具战略性的决策。例如，平均而言，每个汽车制造商会直接与大约250个一级供应商开展业务，但在整个价值链中，这一数字会增加至18,000个。改善对企业间交易和供应链网络信息的获取，例如实现企业申报材料（如纳税申报表）的数字化，可能会有所帮助，这对资源较少的小型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最后，降低贸易的成本有助于实现投入品的多元化。各国尚有空间减少非关税壁垒，而这将大大提振中期经济增长——这对于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此外，减少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提供开放、稳定、基于规则的贸易政策制度，也有助于提升多元化。
——本博客基于2022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新冠疫情期间的全球贸易与价值链”，其包含了Galen Sher和Ting Lan的研究，Shekhar Aiyar为研究提供了指导，Shan Chen、Bryan Zou、Youyou Huang和Ilse Peirtsegaele则提供了支持。这项分析完成于2022年初，当时俄罗斯尚未入侵乌克兰，因此其并未关注这场战争对全球贸易和价值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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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e Malacrino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此前，他曾于欧洲部工作，负责欧元区事务，并短暂负责冰岛的有关工作。其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和家庭金融等，重点关注收入动态、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以及创业问题。他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Adil Mohommad目前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他之前曾在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泊尔、不丹和图瓦卢等多个IMF国别小组担任经济学家。他之前的研究领域包括财政改革、制度和增长、劳动力市场和贸易等。他拥有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印度德里大学德里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Andrea Presbitero是IMF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国际宏观经济学和金融计划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以及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欧洲部的副研究员。他是马尔凯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和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SAIS学院的经济学副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金融中介、银行、发展金融和主权债务。他是《IMF经济评论》、《经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和《金融稳定杂志》的副主编。有关研究成果，请访问：https://sites.google.com/site/presbite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