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样的工作量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为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收入水平，提高生产率是一个重要途径。关键在于劳动者如何提高生产率。
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工作和消费的方式。问题是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产率。
尽管难以预测长期生产率，在当前环境下更是如此，但疫情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生产率：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不同企业和行业之间劳动者和资本的重新配置（例如，机器设备和数字技术）。我们最近一篇文章分析了上述渠道。
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疫情加快了向数字化和自动化的转型，包括通过电子商务和远程工作，而这些趋势看来不太可能逆转。
这些变化很可能对生产率产生影响。最近对数字工具的投资——从电视会议和文件共享应用程序到无人机和数字挖掘技术——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如下图所示，对于由15个国家组成的样本（时间跨度为1995-2016年），无形资本投资（数字技术等资产通过这一指标反映在国民统计数据中）增加10%，则劳动力生产率上升4.5%左右——这可能反映了无形资本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方面所起的作用。
相比之下，增加有形资本（如建筑和机器设备），则只能小幅提高生产率。随着新冠疫情消退，对于投资于无形资产（如数字技术和专利）的企业，其生产率可能会因此提高。
但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均等地获得这种好处。无形资产投资对信贷状况很敏感，因此，如果融资环境收紧，或如果危机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那么无形投资可能会减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加上许多占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在数字服务部门的企业）危机期间经营状况好于同行，这可能导致其市场支配力增强，在长期内会抑制创新。
此外，一些容易受到自动化冲击的工作岗位可能永远不会恢复，这意味着一些人会失去工作，处于长期失业状态，不得不在其现有技能可能不适合的部门中寻找工作。数字化进程如同一枚硬币，一面是生产率的提高，另一面则是上述负面影响。
疫情期间的资源重新配置
疫情对不同部门的影响很不相同，因此很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资源重新配置——例如，被一家企业解雇的员工被另一家企业录用。 发生以上情况至少有两个（可能相互关联的）原因：（1）大量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2）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首先，劳动力和资本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这一过程通常会提高生产率，有助于缓解经济衰退的冲击（例如，如果下岗工人被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重新录用）。如下图所示，针对19个国家20多年的企业层面数据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在衰退期间，资源重新配置程度更大的部门，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往往较小，复苏速度也更快。
政策行动会影响企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程度，进而影响生产率增长，但方向并不确定。例如，危机期间的普遍财政支持如果为最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企业提供了帮助，则有助于生产率增长。然而，这种财政支持也可能导致资源锁定在生产率不高的企业，这可能阻碍总体生产率增长。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相互抵消，这取决于有多少劳动力和资本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
其次，需求从人均产出相对较低的面对面接触服务（如餐厅、旅游、实体零售店）转向数字服务和人均产出更高的部门（如电子商务、远程工作），表明部门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可能提高了总体生产率。不过，疫情期间已经出现的所有这些变化的长期影响非常不确定，一些部门可能会恢复（如旅游业），而另一些部门则可能会出现更为持久的变化（如零售业）。
政策能发挥作用
确保资源得到高效的重新配置，同时保护脆弱群体的政策有助于支持强劲的经济复苏。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 通过改善破产和重组程序等政策，确保倒闭企业的资本迅速投向更高效的用途。
- 促进竞争，使企业能够退出和进入市场，从而抑制少数企业的市场支配力。
- 为下岗工人提供支持，逐步将政策支持的重点从员工保留转向重新配置，以便在经济加快复苏的过程中更快适应新常态。劳动者的技能再培养（包括在职培训）也有助于提高经济包容性，并能加强人力资本和促进潜在增长。
最后，为了充分利用无形资产投资给生产率带来的好处，必须确保可持续经营的企业能够获得充足的融资。
尽管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了破坏，但对技术和知识的投资可以帮助提高生产率。然而，为实现并广泛分享这一结果，政策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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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 Engbo Christiansen 是IMF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的副处长。她之前曾在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和欧洲部担任经济学家。她曾就各种问题开展工作，包括IMF贷款、不平等、性别和结构性改革。她拥有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Ashique Habib 是IMF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的经济学家。他之前曾任职于IMF非洲部和能力学院，就实体部门、宏观、金融和宏观结构性问题开展工作。他的研究兴趣包括金融发展、资源错配和生产率。他拥有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
Margaux MacDonald 是IMF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的经济学家。她之前曾任职于非洲部，从事与IMF规划国家以及对外部门问题相关的工作。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近期工作关注货币政策、银行业和贸易的跨国溢出效应。她拥有女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Davide Malacrino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他之前任职于欧洲部，从事与欧元区有关的工作，并曾短暂就冰岛开展相关工作。他在劳动力经济学和家庭金融方面的研究侧重于收入动态、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以及创业。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