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尤其严重。仅2020年一年，新冠疫情就可能导致约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同时，联合国还警告，部分地区的贫困问题可能会达到过去30年所未见的严重程度。当前的疫情危机阻碍了各国实现基本发展目标的进程，因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现在必须要做出权衡，一方面要开展紧急支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维持他们的生活生计；另一方面则要在卫生、教育、实体基础设施和其他基本需要方面开展长期投资。
我们在一项最新研究中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个框架，可用来评估那些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增加收入和吸引私人投资，从而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选择。即便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还是难以获得必要的资源来实现上述目标。它们需要国际社会果断提供超常规的支持，包括来自私人部门和官方捐助方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
重大倒退
2000年，各国领导人着手消除贫困，为人民创造通往繁荣和机会之路。这些目标被写入了“千年发展目标”，15年之后又被写入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载着当前及未来全人类和地球和平与繁荣发展的共同蓝图。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直到不久前，各国在发展方面的进展虽不平衡，但仍稳中有进，且在减贫和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即便在疫情暴发之前，许多国家也未能踏上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正轨。新冠疫情已造成超过1.5亿人感染，逾300万人丧生，无疑给这一发展议程带来沉重一击。疫情也使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导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趋同趋势出现倒退。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IMF已向86个国家提供了总额达1100亿美元的紧急融资，其中包括52个低收入受援国。我们承诺的资金总额已达到2800亿美元，而计划中的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普遍增发将在不增加贫困国家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其提供援助。 世界银行和发展合作伙伴也提供了支持。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我们在研究报告中开发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工具，用来帮助各国评估其发展融资策略，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策略。我们重点研究了对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五大核心领域的社会发展和实体资本的投资，即卫生、教育、道路、电力、用水/卫生设施。这些重点发展领域在多数国家的政府预算中都占据最大比例。
我们将设计的框架应用于柬埔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卢旺达四个国家。目前，这四个国家平均每年需要额外增加超过GDP14%的融资才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较疫情前相比，每年高出约2.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若不增加融资，四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可能因疫情推迟五年之久。
如果疫情给经济造成永久性创伤，那么倒退的程度将更大。封锁措施导致经济活动大大减缓，人们无法正常工作获得收入，儿童也无法正常上学。我们估计，一国人力资本若遭受长期损失，其经济增长潜力将因此遭受长期损失，这可能导致其每年的发展融资需求再增加GDP的1.7个百分点。
应对挑战
面对疫情造成的新困难形势，各国如何才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呢？
这并非易事。各国必须在为发展融资与确保债务可持续性之间，在长期发展目标与当前迫切需求之间，在人力投资与基础设施升级之间进行合理权衡。它们还需要继续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疫情防控。不过，与此同时，它们还需要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将以下几点列为优先事项：
- 促进经济增长，这可开启良性循环。经济增长可以“把蛋糕做大”，为发展带来更多资源，而这将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加强宏观经济稳定，提升制度质量、透明度和治理水平，以及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的强劲经济增长是如何帮助两国于2015年前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此后，这些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停滞，因此，全力以赴启动经济增长将至关重要。
- 加强征税能力，这对为必须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来实现关键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经验表明，通过制定全面的税收政策并进行机构改革，在中期将税收占GDP的比例平均提高5个百分点，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较高但可实现的目标。柬埔寨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在疫情暴发前的20年里，柬埔寨的税收收入从不到GDP的10%增加到25%左右。
- 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在发展中国家，约半数的公共投资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加强经济管理，同时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可以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政府因此可以事半功倍。
- 促进私人投资。优化治理水平和加强监管可以完善制度框架，帮助促进私人投资。例如，卢旺达实现了水和能源领域私人投资的从无到有，私人投资从2005-2009年的几乎为零提高至2015-2017年占GDP的1.5%以上。
如果上述改革措施多管齐下，可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贡献多达一半的资源。但即便是实施了如此高目标的改革方案，我们估计，如果所研究的国家单独行动，四个国家中有三个的发展目标将推迟至少10年才能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也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如果发展合作伙伴将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目前的0.3%逐步提高到联合国的0.7%的目标，那么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在2030年（或之后不久）就能实现其发展目标。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提供该等援助可能要求过高，因为他们现在很可能更加关注国内面临的挑战。但是，援助发展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项十分值得的投资，其有潜力为所有人带来很高的回报。用Joseph Stiglitz的话说，唯一真正的、可持续的繁荣是共同繁荣。
******
Abdelhak Senhadji 现任IMF财政事务部副主任。他负责监督低收入国家的有关工作，并负责IMF财政政策旗舰出版物《财政监测报告》的有关工作。在财政事务部工作之前，他曾在IMF担任数个高级职务。他牵头、参与了众多政策文件的写作工作，并与人合编了一本有关后危机财政政策的著作，其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他拥有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Dora Benedek 现任IMF财政事务部税收政策处的副处长。她负责税务政策的研究工作，并牵头负责能力建设代表团活动。她还曾在IMF的地区部门工作，担任白俄罗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高级国别经济学家，其间曾参与过贷款规划和经济监督的相关工作。在加入IMF之前，她曾于匈牙利财政委员会和财政部工作。她拥有中欧大学博士学位。
Edward Gemayel 在IMF非洲部担任顾问。目前他担任乍得代表团团长。此前，他曾于战略、政策和审查部以及中东和中亚部担任多个职务。他还曾担任非洲、中东和中亚代表团的团长。在加入IMF之前，Gemayel先生曾任黎巴嫩央行处长。他还曾担任贝鲁特美国大学和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讲师。
Alexander F. Tieman 现任IMF财政事务部财政业务二处副处长。他负责IMF的宏观财政议程，并为此开展特定国家财政问题研究以及跨国分析项目提供。Tieman先生在IMF工作已有19年的时间，曾任IMF圣马力诺代表团团长、土耳其问题高级国别经济学家、IMF驻马其顿斯科普里常驻代表。此外，他还负责金融部门监督和压力测试，以及规划和监督国家相关工作。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和丁伯根研究所担任微观经济学讲师，并曾于荷兰中央银行的研究部门工作。他拥有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丁伯根研究所微观经济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