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危机中，中小企业受到了尤为沉重的打击，造成大规模失业和其他长期经济创伤。其中不太引人注目但仍很严峻的问题是，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的市场支配力不断上升，当这些公司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时，较小的竞争对手却在衰落。
从相关经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少数公司市场支配力过强，可能会拖累中期经济增长，扼杀创新并抑制投资。这一结果可能会严重影响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并将阻碍众多新兴企业的崛起——而其活力正是当今世界所亟需的。
目前，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政府需要在一系列广泛的部门实现该目标，从酿造到医院再到数字部门都是如此。
IMF的最新研究表明，市场支配力的关键指标正在上升——例如，相比边际成本的加价幅度，或者某一部门四大企业的收入集中度。 受疫情影响，我们估计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集中度增加的幅度，至少相当于2000-2015年底15年间的增幅。即使是在那些从危机中受益的部门（如数字部门），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也是最大的赢家之一。
数十年来的趋势将会恶化？
疫情暴发导致多个行业的市场支配力增强，这将加剧已延续40年的趋势。例如，自198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上市企业的全球加价幅度平均超过30%。在过去的20年中，数字行业的利润增长是整个经济增长的两倍。
当然，回顾历史，丰厚的利润一直是成功企业获得的自然回报，它们通过创新、增效和改善服务等方式取代了既有企业。不妨想一想宜家如何改变了人们购置家具的方式，或者苹果如何改变了手机市场。
但近期，许多行业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没有强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主导企业的市场支配力正日益根深蒂固。在不同的部门中，我们估计，某一特定年份加价幅度最高的公司（前十分位），下一年继续保持高加价幅度的概率达到近85%——这比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时期高出了10个百分点。
大型科技企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20年前取代既有企业的市场颠覆者，其市场支配力正在日益增强，而如今却没有潜在的颠覆者对其施加相同的竞争压力。在这方面，与疫情相关的影响正在加剧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等强大的潜在力量。
并购交易的作用
在多个行业中，我们观察到商业活力正在下降的趋势。设想一家初创制造企业无法从本地市场突围，或者一家新兴零售企业面临大型竞争对手以更低价格亏本经营以试图将新企业拒之门外。
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收入等方面来看，这些都是错失的机遇。我们的研究显示了一些企业是如何掌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议价权，它们支付的工资低于员工边际生产率的应得薪酬。
促成这些趋势的一个因素是并购活动的增加，尤其是主导企业发起的并购活动。尽管并购可以节约成本并优化产品，但它也会削弱创新动力，并增强企业的提价能力。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分析表明，主导企业的并购活动会导致整个行业商业活力的下降，因为所有竞争企业的增长和研发支出都会受到打击。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世界里，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对政策制定者的启示
那么，政府可采取哪些行动？我们想强调五项重点行动，其重要性在不同辖区有所不同。
首先，各竞争主管部门在实施合并控制时应提高警惕。竞争主管部门审查交易的标准应涵盖所有相关情形，包括针对经过发展可能与主导公司形成竞争的小企业的收购活动。例如，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在目标营业额阈值的基础上，引入了基于交易价格的阈值。 对此前的合并决定进行评估，可能也有助于更有效地执行竞争规则。
第二，各竞争主管部门应更积极地禁止滥用主导地位，并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报告之前更多地利用市场调查来揭露有害行为。2018年澳大利亚针对乳制品行业的一项调查说明了这一做法的好处：它强制要求改善农民与加工企业之间的承包做法。
第三，各国还需开展更多工作，以确保投入市场的正常竞争（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在这方面，强力推行竞争规则以防止企业之间签订“禁止挖人”协议将是值得欢迎的。一些零售和快餐业用人合约中的非竞争条款，也提高了员工更换高薪工作的难度，这一点尤其与低技能工人相关。
第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显著扩大现有企业的优势，竞争主管部门应该有能力跟上数字时代的步伐。提高数据可携性和系统互操作性，能使新企业更容易与现有企业竞争。关于政府监管如何确保消费者有权更换服务商以及改善消费者福祉的先例，不妨考虑欧盟在20年前赋予消费者在更换运营商时保留手机号的权利，以此促进了竞争。
最后，资源非常重要。以美国为例，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处的总预算占GDP的比重大约为四十年前的一半。在许多辖区，随着技术迅速发展，当局可能需开展投资来进一步提升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英国近期宣布将组建一个新的数字市场工作组，管理主导平台（如谷歌和脸书）的行为。
前景可期的好兆头
好消息是，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已开始积极审查其竞争政策框架。这些审查提供了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政策制定者应立即采取行动，防止市场支配力的进一步大幅上升阻碍经济复苏。
本次危机将通过深刻的结构调整来重塑我们的经济，这将催生一批高速增长、勇于创新并能创造优质就业岗位的初创企业。它们应当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成功机会。
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广泛的定向政策支持也很重要，因为旨在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融资的政府计划无法惠及众多小企业。随着经济复苏企稳、政策支持逐步退出，更迫切的任务是确保可持续经营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融资，且相对大企业的劣势不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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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简介见链接）
Federico J. Díez是IMF研究部结构性改革组的经济学家。在加入IMF之前，他曾任职于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创新、创业精神、公司组织和计价货币。他拥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Romain Duval是IMF研究部助理主任，牵头负责结构性改革议题。他曾任职于IMF亚太部，在此之前任职于经合组织。他曾在核心学术和政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涵盖广泛的主题，包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监管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生产率、贸易、货币政策、汇率和气候变化经济学。他拥有巴黎第一大学的博士学位。
Daniel Schwarz是IMF法律部的国家工作组顾问。他在金融、国际贸易和竞争法等广泛领域提供咨询。此前，他曾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和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担任竞争法律师。他拥有法律和经济学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