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正在从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我们最新一期《地区经济展望》指出，亚太地区经济今年三季度开始复苏，但各国的增长引擎发力不同，导致经济复苏速度各异。
鉴于若干国家二季度的经济形势弱于预期，IMF将亚太地区2020年增速预测下调至-2.2%，这是人们记忆中该地区最糟糕的经济表现。印度经济二季度的剧烈收缩超出预期，同比收缩24%，预计在未来几个季度中将缓慢复苏。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经历了疫情的冲击，一季度封锁后实现了强劲复苏；我们已将其2020年经济增速上调至1.9%，是众多负增长国家中罕见的正增长。尽管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新西兰）仍处在衰退中，我们预计其2020年经济增速略好于预期，这反映了早前解除“封锁”措施后经济活动更迅速的反弹。
漫长的经济复苏
好消息是，我们预计亚太地区2021年增长6.9%。但即便如此，2021年底的经济产出仍将低于我们疫情暴发前的预测。这将带来严重的长期创伤：由于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和信心不振抑制了私人投资，到2025年前后的潜在产出可能相比疫情之前下降5%。
经验与挑战
亚太地区首先经历了危机，很多经济体也率先从危机中复苏。世界各国能从这次经历中获得什么经验呢？
首先，在感染率较低时尽早采取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是压平疫情曲线的重要基础。第二，只有当疫情得到控制，并且在解封后采取恰当政策（例如检测和接触追踪）时方可放松防控措施，这能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果。在这两个方面，亚洲比其他地区做得更出色，这可能得益于在此前疫情中积累的经验。第三，财政支持也对降低经济成本和支持复苏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亚洲实施了大规模的政策刺激措施，发挥了自身的作用。
未来的风险
全球贸易驱动经济复苏的前景黯淡，原因在于尽管中国的经济复苏起到了提振作用，但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多国关闭边境，且贸易、技术和安全等领域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亚洲经济体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并实现经济多元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从根本上实现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增长需要时间，对最小的经济体（例如太平洋岛国）或者更广泛的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挑战。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复苏背道而驰。除非采取果断的政策行动，在疫情之前就不断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可能 进一步恶化 。亚洲劳动力市场指标的恶化程度已超出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其中女性和年轻劳动力的境遇尤为糟糕。此外，亚洲各国的再分配政策比较有限，且非正式部门规模庞大，这使得政府难以接触到最脆弱的群体并为其提供支持。
债务高企问题使亚太地区极易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虽然疫情初期空前的证券投资资本外流已经企稳，但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行动的影响下，净流出规模相比疫情之前依然较大。新一轮全球融资环境收紧可能导致信用风险加剧，金融稳定受损，薄弱的公共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并有可能使脆弱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实现强劲、包容和绿色增长的道路
卫生危机还远未结束。因此，政策制定者的首要工作是维持强有力的卫生政策，直到疫情消退。及时检测、有效追踪接触者、提高医院救治能力和改善医疗体系仍是重点工作，尤其是在该地区的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各国应该立即规划，在需要时请求多边支持，以确保在疫苗上市之后能获得供应并快速投放。
除了卫生应对措施，我们还需要实施全面的经济政策，振兴亚洲的未来。
首先，在经济复苏企稳前，财政和货币支持政策不应该过早退出。
第二，各国需要加倍努力，通过采取更具针对性的财政支持措施，尤其是面向受冲击最严重的年轻人和女性提供支持，以保护最脆弱的民众免受危机的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各国的财政空间都比较匮乏或正在不断萎缩；如果底层民众对更美好的未来失去希望，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仍会引发 社会动荡 。
第三，考虑到新出现的企业和家庭部门信用风险对金融机构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在增长弱于预期时），对此保持谨慎仍然非常关键。债务水平较高是亚太地区的一个主要脆弱性，尤其是考虑到很多企业危机前的财务状况就比较薄弱。主动解决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历史经验表明，推迟解决这一问题的代价非常高昂 。
第四，为推进结构性改革，经济政策应聚焦于世界的未来，而非过去。这意味着推进企业重组和资源再分配，包括将资源重新分配至能为更强劲、包容和绿色的中期增长铺平道路的部门。
我们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亚太地区拥有必要的资金为其民众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若能在需要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并获得国际支持，亚洲的引擎能够再次协同发力，推动亚太地区向前迈进。IMF随时做好准备支持亚太地区经济体，根据该地区各国的多样化需求提供融资、政策建议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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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D. Ostry 是IMF研究部副主任，并担任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近期内他承担的职责包括领导工作人员小组开展以下工作：IMF-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全球系统性宏观-金融风险开展的早期预警演习；针对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脆弱性分析；多边汇率监督，包括IMF汇率问题咨询组（CGER）和外部均衡评估（EBA）方面的工作；国际金融架构和IMF贷款工具改革；资本账户管理（资本管制措施和管理资本流入的审慎工具）和金融全球化问题；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以及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过去从事的工作包括，领导所在处室编制IMF多边监督旗舰刊物《世界经济展望》，并领导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国别工作组。Ostry先生还撰写了多部有关国际宏观政策问题的著作，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平息资本流动之潮》（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7年）以及《应对不平等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他的研究被纸质和电子媒介广泛引用，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他在不平等和不可持续增长方面开展的研究被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引用。他18岁时以优异成绩从从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于2003年入选经济学家名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