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加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给人类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损失，但现在转型还为时不晚。
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吸收热量的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积聚，全球气温已升高约1摄氏度。除非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进一步升高2-5摄氏度。为使气温保持在科学家认定的安全水平，我们需要在本世纪中叶前将全球净碳排放量削减至零。
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我们指出，即使世界各国力图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经济政策工具仍能为2050年实现零排放目标奠定基础。我们还指出，可通过支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提高收入平等的方式来实施这些政策。
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可控
经济政策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这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影响能源构成（即高排放与低排放能源的比重）；二是影响能源的总用量。各项政策的成本和效益取决于如何利用两个截然不同的渠道。
例如，碳税会推升高排放燃料的价格，激励能源消费者转向使用更清洁的燃料。能源消耗总量也会减少，因为总体能源价格有所上涨。
相比之下，旨在降低清洁能源价格和增加其供应的政策（补贴清洁能源或直接公共投资）能提升低排放能源消费的比重。然而，清洁能源补贴会使总体能源价格下降，这将继续刺激能源总需求，至少不会降低总需求。
与上述直觉一致的是，我们的最新分析表明，旨在缓解对消费者能源成本影响的政策与碳税相结合能快速实现减排，而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各国在初期应选择为绿色投资提供激励——投资于清洁公共交通、将可再生能源接入智能电网，以及改造建筑物以提高能源效率。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将实现两个目标。
第一，它将在疫情后复苏的最初几年里提振全球GDP和就业。第二，绿色基础设施将提高低碳部门的生产率，从而鼓励私人部门对其进行投资，并使私人部门更容易适应更高的碳价。我们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显示，减缓气候变化的全面政策战略能在经济复苏的头15年中，使全球GDP平均提高0.7%左右，并在其中约一半年份中拉动就业，给全球带来约1200万新增就业。随着经济复苏企稳，事先宣布并逐步提高碳价，是实现必要减排的有力工具。
如果得以实施，这一政策计划将通过减排和控制气候变化，使全球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从净效应看，该计划将使气候变化导致的产出损失大约减半，并确保2050年之后的长期实际GDP增速远高于当前走势。
转型成本
尽管具有长期效益，并能在初期提振经济活动，此类政策的确会在转型过程中带来成本。相比不改变政策的情景，在2037-2050年，减缓气候变化战略将使全球年均GDP增速平均下降约0.7%，到2050年降幅将扩大至1.1%。然而，考虑到今年到2050年全球产出预计将增长120%，这种成本似乎是可控的。如果气候政策能鼓励清洁技术的技术发展（例如通过研发补贴），那么对产出的拖累作用将进一步减弱。此外，如果考虑到民众健康状况改善（因为环境污染好转）或交通拥堵减少等重要益处，该期间内上述政策组合对产出的影响可能是中性的。
在转型时期，各国因实施上述政策组合导致的产出成本存在巨大的差异。部分发达经济体可能面临较低的经济成本，甚至可能在转型过程中受益。考虑到这些经济体更早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它们可以更容易地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避免高昂的调整成本。可以预计，经济或人口增速较快的国家（尤其是印度）以及大多数产油国将因放弃廉价能源（如煤炭或石油）承担更大的经济成本。然而，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些产出成本仍然很低，且这需要与得以避免的气候变化损失和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带来的健康效益进行权衡。
减轻负担
低收入家庭更有可能在碳定价中遭受损失，因为其能源支出在收入中的占比相对较大，而且他们也更有可能从业于碳密集的制造和运输部门。政府可采取多种政策限制碳价上涨对家庭的不利影响。
第一，通过现金转移支付全额或部分退还碳收入。例如，我们的研究发现，为了充分保护收入分配底层40%家庭的消费，美国政府需要转移55%的碳定价收入，而中国政府需要转移40%。
第二，增加公共支出（如在清洁公共基础设施领域）能在低碳部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些部门通常劳动力需求相对密集，能抵消高碳部门减少的就业岗位。为工人提供再培训也有助于实现就业岗位向低碳部门平稳过渡。
政府应该迅速行动，确保实现有利于增长和公平的经济转型。
本文基于《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减缓气候变化：有益增长与分配的战略”，其作者包括Philip Barrett、Christian Bogmans、Benjamin Carton、Oya Celasun、Johannes Eugster、Florence Jaumotte、Adil Mohommad、Evgenia Pugacheva、Marina M. Tavares和Simon Voig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