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激烈政治辩论的焦点。虽然多数人对移民持正面看法，但也存在误解和担忧。例如，有人认为移民会给各国经济带来负担。
在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中，我们的新研究分析了移民对接收国经济的影响，并发现移民通常会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速和生产率。
然而，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移民活动突然陷入停滞。虽然 “大封锁” 是临时性的，但疫情可能加剧公众对开放的缄默和不信任情绪，对各国接收移民的意愿产生更长期的影响。移民减少、目的地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将对移民来源国造成打击，尤其是那些比较贫穷、严重依赖移民工人侨汇的国家。
正确看待移民问题
2019年，全世界有2.7亿移民——定义为不在出生国居住的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人口增加了1.2亿。然而，在过去六十年中，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徘徊在3%左右。
令人惊讶的是，移民占发达经济体总人口的比重从7%上升至12%，而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保持在2%左右。
移民通常在原籍国所在的地区定居。然而，很大比重的国际移民采取长距离迁移（例如从南亚到中东），尤其是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迁移。
相比之下，难民迁移是一种更加地方化的现象，因为脆弱人口突然间背井离乡，没有什么资源，一般前往靠近原籍国的安全目的地。因此，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既是难民的来源国，也是难民的主要目的地国。
推动和拉动因素
移居到另一个国家成本非常高昂，这解释了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口能够移民。移民的成本包括地理和语言障碍，这两者解释了很大比重的移民流动变化。
人口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一个国家越富裕，吸引的移民越多，特别是来自人口更年轻国家的移民。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越低，人口迁出越多，但条件是该国人口并非很贫穷。我们发现，当来源国的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时，收入较低的国家向发达经济体移民的比例较低。这表明，民众陷入贫困，被剥夺了克服移民成本所需的资源。
战争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移民活动的主要原因——这证实了地理邻近对难民流动的重要性。最后，来源国人口规模是移民流动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这对分析未来的移民压力非常重要。
经济影响
我们分别分析了向发达经济体的总体移民（主要为经济原因驱动）以及难民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迁移的影响。
我们发现，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移民有助于提高产出水平和生产率。具体而言，研究显示，若涌入移民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产出水平将在第5年提高近1%。
这是因为，本地和移民工人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多样化的技能组合，两者互补提振了生产率。我们的模拟还表明，即使移民仅带来生产率的小幅提高，也能提高本地居民的平均收入。
然而，对于难民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迁移，研究未发现其对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这表明，此类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
未来的移民压力
未来三十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继续增长，向发达经济体移民的压力可能加剧。例如，表格显示，在2020-2050年之间，非洲和中东人口向欧洲移民的压力将不断增大。然而，全球移民压力将大致保持在占世界人口3%的水平。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将降低移民压力。然而，正如上文讨论，这不一定适用于比较贫穷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因为收入的增加（尽管仍然很低）可能会使更多的人移民。
其他压力（作为替代情景探索）也将影响移民活动。例如，气候变化预计将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和地区间的移民出现大幅增长。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鉴于很多较贫穷国家的人们收入较低，可能会使更多个体“困在”来源国所在的地区，气候变化对向发达经济体移民的影响不甚明确。
放大效益
移民活动给接收国带来了巨大效益，也为移民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机会。然而，这也可能引发分配方面的挑战，因为特定细分市场的本地工人可能经济利益受损，至少暂时受损。因此，当局应该动用财政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为难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本地居民提供收入和再培训方面的支持。
此外，旨在促进移民融入的积极劳动力市场和移民政策，例如语言培训和更简单的专业职称验证，可能有助于接收国从移民活动中获得更大效益。
最后，需要在国际层面进行政策协调，以应对难民迁移带来的挑战。这包括分摊接纳难民的成本，以及促进难民融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本文基于《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全球移民活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该章由 Philipp Engler、Keiko Honjo、Margaux MacDonald、Roberto Piazza（小组牵头人）和Galen Sher在Florence Jaumotte的指导下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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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 Engle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经济学家。在此之前，他曾任职于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他的研究主要关注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和财政政策。
Margaux MacDonald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经济学家。在此之前，她曾任职于非洲部，从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划国家以及对外部门问题相关的工作。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近期工作关注货币政策、银行业和贸易的跨国溢出效应。她拥有女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Roberto Piazza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经济学家。在此之前，他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中东与中亚部以及意大利央行。他拥有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增长理论、货币政策和国际宏观经济。
Galen She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经济学家。在此之前，他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以及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并在英格兰银行担任研究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主要关注应用计量经济学和风险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