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是一场截然不同的危机。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而言，应对该危机的政策范围和规模也是前有未有的。
尽管存在多样性，而且部分经济体资源紧张，但这一组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加强了卫生服务供给，并且为家庭、公司和金融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由于政策空间有限，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组国家的应对措施规模较小，一些经济体甚至为他国提供了帮助。
全新的世界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席卷全球经济，EMDE的经济活动以至少50年来未曾见过的速度放缓。若干国家的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急剧萎缩，而且受到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前所未有的价格下跌的冲击。主权国家评级接连遭到下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的政策追踪总结了各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关键政策措施，且这些应对措施之间存在一些共性。
挽救生命和保护生计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一直处于EMDE应对措施的前沿。在EMDE，卫生危机使得当局必须在卫生领域大规模支出，尽管与支持整个经济所需的资源相比，这一增幅相形见绌。各国为公司和中小企业提供了贷款、担保和税收优惠，同时为脆弱家庭提供支持，包括增加失业福利金和公共事业价格补贴。
这些新措施的融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借款、减少缓冲、在当前预算内调整工作重点以及多边支持。
一些经济体在危机爆发时就处于脆弱状态，经济增长已经疲软，债务水平高企，支持卫生部门和疲弱经济的财政空间有限。即使在危机爆发之前，根据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框架的评估，约一半的低收入国家已经被认定为陷入债务困境或面临较高的债务困境风险。一定程度上受这些制约因素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经济体应对冲击的总体酌情财政措施规模较小（尽管仍然可观），额外支出和减税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8%和1.4%；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相关措施占GDP的比重为8.6%。
货币和金融部门支持——稳定之锚
EMDE央行通过下调政策利率和注入流动性减缓了冲击对信贷条件的影响。与此前出现资本外流压力的时期不同——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了降息（多数经济体降息50个基点或更多），而非加息。这可能归因于较低的通胀压力以及普遍更加可信的货币政策框架。
与很多发达经济体类似，一些新兴市场几乎没有空间进一步降息并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应对措施——例如购买政府和公司债券。
部分当局放松了包括与流动性和贷款分类相关的监管限制措施，以帮助银行在疫情期间发挥更大的支持作用。
此外，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和哥伦比亚）放松了特定的宏观审慎措施，即在经济形势良好时引入的旨在控制贷款过快增长以及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累积的贷款和借款限制措施。目前，放松此类措施能支持信贷供应流向受影响最严重的个人和经济部门。
保持灵活
面对资本外流压力和避险情绪加剧，采用灵活汇率制度的EMDE已出现货币贬值——若干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幅度超过了25%。
很多经济体利用其缓冲，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和减少国际储备来抵消部分压力。若干国家放松了现有的资本流入管制措施，但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非常有限。
数字化——保护脆弱群体的生命线
玻利维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正在使用数字技术来抵消家庭和中小企业突然遭遇的经济困境，同时通过鼓励无现金支付控制疫情传播。其他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和肯尼亚，正在确保民众能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数字（放松互联网接入限制）和金融服务（移动货币和电子支付收费）。赞比亚通过数字平台向小农户们发放了补贴。
“数字解决方案有助于针对脆弱群体施救，同时加强了传统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管理供给混乱
由于疫情和长期封锁阻碍了全球供应链，很多国家已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安全和持续获得医疗用品，其中多数为临时性措施。例如，若干国家引入了价格管制，并出台了禁止哄抬基本粮食产品和医疗供应品价格的法规。一些国家放松了进口限制。不幸的是，若干国家引入了针对食品和医疗用品出口的限制措施。
国际团结——帮助各国走得更远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全球金融安全网已启用并得到强化。美联储与若干主要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央行建立了新的互换额度安排。
二十国集团领导的债务延期举措以及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的资金援助正在帮助EMDE应对挑战。基金组织已迅速向60多个国家提供了紧急援助。随着对流动性的需求增加，基金组织近期设立了一项新的短期流动性额度（SLL），作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部分措施，以扩大其贷款工具箱。 此外，虽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的大规模流动性供应主要针对国内金融形势，但这也缓解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压力。
同时，EMDE还向彼此和其他有需求的国家提供了帮助。特别是，地区性开发银行正在向私人部门企业、贸易融资和继续获得医疗用品提供支持。双边援助的例子包括阿尔巴尼亚向意大利派遣了一个医疗团队，以及越南向邻国和发达经济体捐赠了医疗物质。
EMDE受到了新冠疫情冲击及其引发的市场反应的严重影响。基金组织政策追踪的分析显示，在创新和国际合作的支持下，各国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政策应对。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化的形势下，各国可通过同行学习获益，同时基金组织致力收集和分享最佳做法，并将相关数据纳入其分析工作，继续为成员国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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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Mühleise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及检查部（SPR）主任。在担任该职务期间，他牵头开展了基金组织战略方向的相关工作，以及基金组织的政策设计、实施和评估。他还负责基金组织与其他国际机构（如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的往来工作。
Vladimir Klyuev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宏观政策处副处长。在基金组织任职期间，他曾围绕多个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开展工作。他曾在研究部任职多年，负责多边事务。Klyuev先生完成了多篇理论、实证文章，涵盖汇率制度、居民储蓄、通胀目标等多个领域。他拥有哈佛大学政治经济与政府学博士学位。
Sarah Sanya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和检查部经济学家。在目前职位，她参与制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检查其实施情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业生涯中，她曾负责多个国家的研究工作。她的出版物和研究领域包括危机后经济复苏、宏观金融政策和系统性风险。她在2017-2019年任职于世界银行，担任肯尼亚的国别经济学家。Sanya女士拥有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