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似乎已经见顶的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正在逐步重启经济。 在没有疫苗或有效疗法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将在恢复经济活动的好处与感染率再次上升的潜在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他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任何方向的失误都将带来沉重代价。
因此，当局正在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重启经济，同时采用进一步的防控措施。尽管一些亚洲国家已经沿着这条路径取得了一定成功，但风险依然存在，欧洲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亚洲和欧洲各国的经济重启战略各有什么特点？
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冲击亚洲。疫情迅速从中国蔓延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并且尚未从所有这些国家消退。迄今为止，东南亚地区超过25万人被感染，9,700人死亡，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占所有感染病例的85%以上。
中国在1月下旬实行了“封城”，韩国采取了积极的检测、跟踪和隔离措施，这两个国家的新感染病例在2月达到峰值，而当时正是疫情开始重创欧洲的时候。欧洲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目前达到180万人，占全球确诊病例的近一半。报道的死亡人数接近16万人，而全球超过28万人。
封锁措施的经济影响
为了放慢病毒传播，多数欧洲和亚洲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封锁”措施，其经济影响现在已经显现出来。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下降了36.6%；韩国的产出下降了5.5%（均为经过季节调整的年化比率）。影响程度不同，是因为中国首先面临疫情爆发，随后实行了严格的封锁措施，而韩国维持经济运行，并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见下文）。
在欧洲，GDP的下降幅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中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2020年第一季度的GDP降幅分别为21.3%、19.2%和17.5%（也是经过季节调整的年化率）。第二季度情况势必更糟糕。
亚洲正在如何重启经济活动
随着防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几个亚洲国家已经开始重启经济。
在中国，报道的新增感染病例稳定在极低水平。自2月中旬以来，政府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重启经济。政府根据对风险的持续评估，优先关注关键部门、特定行业、地区和人群。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利用数字化、大数据和相关技术，对接触者进行追踪。
重要的是，还开展了大规模检测，包括在部分省份开始随机筛查，以及通过移动电话应用程序进行系统性追踪，以迅速找到新阳性病例的接触者。同时，还对感染者及其接触者采取了限制流动和其他控制措施。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重启过程没有出现第二波感染，但随着经济活动进一步正常化，可能出现变化。
韩国也在全球疫情中较早遭到病毒袭击，并迅速而妥善地采取了防控措施。其措施基于以下方面：开展大规模检测，对已发现感染者和有风险者进行强制隔离，以及广泛使用数字化和相关技术追踪接触者。同时，韩国还关闭了学校和公共设施，就保持社交距离发布了全面指引，并对旅行者采取隔离措施。
然而，韩国从未广泛限制国内人员流动和商业活动。因此，经济活动的恢复正在逐步推进，并且或多或少是随着保持社交距离要求的放松而自动发生的。当局已经放松保持社交距离的严格程度，过渡到“生活防疫”阶段，要求公民在身体感觉不适时留在家中，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经常洗手，戴口罩，以及室内定期透风换气。
新加坡也在早期成功控制了病毒传染，其采取了类似于韩国的策略。但在4月初，针对新一轮疫情，新加坡收紧了防控措施，
欧洲的逐步重启
一些欧洲国家已宣布逐步重启经济的计划，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这一进程。各国计划取消限制的时间、次序和步伐各不相同，反映了它们处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以及本国的偏好（见下文）。
例如，丹麦和挪威已开始重新开放低年级学校和服务业，而西班牙放开了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限制，并在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放松了对一些小企业（包括零售业）的限制。德国已经取消了对零售商店的限制，并在逐步重新开放学校，但这种放宽限制伴有中断机制，必要时可以再次收紧。意大利重新开放了制造业和建筑业（有严格的安全规定）以及部分小型商店。从5月11日起，法国在区别对待不同地区的基础上，允许小学、商店和工业重新开放。
瑞典采取了独特的方式，决定不全面封锁经济活动。 这种策略是否更有效，目前判断还为时过早。
所有国家都设想利用卫生措施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来缓解新一轮传染的风险，但这些措施的类型和强度各不相同。
重启亚洲和欧洲： 展望未来
尽管重启策略不同，但相比中国，欧洲看来是在疫情周期的更早阶段重启经济。此外，欧洲在大规模检测、接触者追踪和病例隔离方面的能力可能落后于亚洲的最佳范例，部分原因是欧洲具有严格的隐私规定。例如，欧盟委员会建议使用追踪应用程序，但只是自愿使用。因此，欧洲看来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面临更大风险，尽管没有哪个国家能有信心地宣布战胜了病毒。
在欧洲和亚洲，“封锁”和其他限制措施给人们造成了显著的经济和心理影响，取消这些措施、重启经济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过早放开，尚不具备迅速发现和控制新感染病例的广泛措施，那么，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取得的成果可能付之东流，可能出现新的生命和经济损失。在走出这一前所未有的“封锁”过程中，亚洲和欧洲经济体应谨慎行事，抵制过早过快放开的冲动，防止疫情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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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Yong Rhee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Rhee博士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与发展趋势问题的首席发言人，并负责经济与研究部的管理工作。Rhee博士曾担任韩国二十国集团峰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在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任职之前，Rhee博士是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切斯特大学助理教授。他经常积极为韩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包括总统办公室、财政经济部、韩国央行、韩国证券集中托管公司和韩国发展研究所等。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宏观经济、金融经济学以及韩国经济，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Rhee博士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本科学位。
Poul M. Thomsen，丹麦人，自2014年11月以来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主任，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44个国家的双边监督工作、与欧盟机构（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对话，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规划的讨论。Thomsen先生还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欧洲的宣介活动以及与欧洲高级官员的联系。在担任当前职务之前，他主要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欧元区危机影响的欧洲国家的规划工作。在职业生涯早期，Thomsen先生积累了关于中东欧国家的大量工作经验，1987-2008年一直开展该地区的工作，包括担任赴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在俄罗斯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俄罗斯处处长，以及在2001-2004年担任驻莫斯科代表处主任。
